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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在寫了1個禮拜的政治議題後,想於本文將時事與思想結合,為台灣現今意識型態作祟的僵局抓一貼藥方。昨天《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朱敬一在《中國時報》撰寫一文,題目為《掌握財經關鍵學者都該以薩伊德為標竿》;作者藉由介紹及標榜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描述台灣現今政府官員利用御用學者的陋習,但本人係大師級人物,一目即窺破作者的盲點,因此,我希望於本文中介紹另一大師-諾姆·喬姆斯基或稱杭士基(Noam Chomsky)予以補充(非反駁),並希望本島兩政營可引為借鏡。

薩伊德出生於耶路撒冷,當時的以色列受英國託管,不久後2次大戰結束,西方國家為鞏固於中東的戰略地位,藉猶太人復國的理由,於當地扶植以色列建國,箝制蘇聯於中東的魔爪,二來,保障該地區的油元政治(petro-politics)。薩伊德深諳以美國為主的西方霸權在中東的新殖民勢力,遂提出東方主義(Orientalism)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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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 Said (薩依德)

薩氏認為西方為合理化殖民意圖,捏造一假想的西方(正統、男性、強大、理性)與東方(柔弱、邊緣、分正統、陰性、神秘)對立觀點(這有點像國民黨來台後,對閩客族群的文化霸權)。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其真正的價值應在於挑戰一切統治階級所編撰的知識偽裝,不與當政者共舞,而須扮演權力「流亡者」(exile)的角色。

朱敬一引用薩伊德為國內借鏡的指標人物自有其道理,但薩氏生為巴勒斯坦之後裔,為該族群發聲實非難事,因人有族群中心意識(Enthnocentricism)的本能,對自己的族群做辯解、維護、捍衛,本為天經地義之事,但並非真英雄,至於那些肯跳出所屬的血緣、族群、派系、國家認同,去為另一方捍衛、聲張正義的稀有靈魂,才不愧為真君子。聖經中亦有云「富人的鉅額捐款,不比窮人施捨的一塊麵包。」

甘地為印度人民絕食,但其印度政教色彩讓國內回教信徒不安,待印度獨立於英國後另起爐灶,建制東、西巴基斯坦;不管馬丁路德金恩的非暴力多有號召力,請願的人民亦然不脫南部黑人;孫文創立了民主中國,其所鼓吹的《三民主義》之榜首卻是《民族主義》;其他如摩西、聖女貞德、豐臣秀吉、岳飛、胡志明等英雄,皆逃脫不了種族中心的色彩,但喬姆斯基卻為一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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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氏出生於大蕭條時期的美國費城,係烏克蘭移民的猶太裔,生為猶太族群的一份子,喬氏卻凡是遇權貴即批評,他堅持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又稱錫安主義, Zionism)。喬氏認為巴勒斯坦一帶的土地,原屬阿拉伯人為主的巴勒斯坦人定居,西方國家硬是要在那地方建制以猶太人為主的以色列共和國,邊緣化巴勒斯坦人,使該人種的人口從20世紀初的80%降至現在2成不到,原因歸功於不均稱的蘇聯及東歐猶太人移民政策。喬姆斯基生為猶太人,卻多次赴巴勒斯坦參與當地難民的激烈抗爭,以身作則的支持反以政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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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氏不單單捍衛巴勒斯坦人的基本人權,就連有明顯反猶太人的偏頗言論,都大力捍衛反方的言論自由,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1980年代的「傅里頌事件」(the Faurisson Incident)。傅里頌(Robert Faurisson)為法國里昂大學教授,因其否認納粹集中營的存在,飽受猶太學者為主的批判,當時喬氏基於言論自由的大原則,袒護傅里頌的學術觀點,認為就算其論述的內容有誤,但國家並無權力決定歷史真相,不該剝奪其論述的主張;最後,喬氏捍衛「言論自由」的論點被模糊,反被激動的反方扣上反猶太主義者(Anti-Semite)的帽子,唉,智者永遠都是被誤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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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國內的政治型態,很少有藍綠政營的人,肯跳脫族群及意識形態,捍衛另一方的價值。所以我主張,台灣若要進行統獨的辯論,或執行意識形態的決議,須互換政營而行之。躲在自己舒適的信仰後攻擊對方很廉價,亦易導致公共政策的盲點,互換政營辯論可補強政黨政治之弊,近而平息藍綠對抗的惡耗。

馬丁路德金恩有一句「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的名言,王大師也有一個夢,就是有一天陳水扁可以拉著胡錦濤的小手,大喊「中國人民萬歲」;而馬英九摟著蔡英文的細腰,大跳探戈,背景掛著的橫幅是「台灣國建國萬歲」,你看,這不是又有創意,又全民皆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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