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新加坡國父的前總理李光耀前天逝世，心中也說不上有什麼感傷，但對這位世界級的領袖，心中卻有無比尊敬。我認為在華人世界中，戰後世代所需的治理典範，就是由這位深受英式菁英教育，所規劃的開明專制。但如果外加賈伯斯的混亂，就能成為21世紀華人的新典範。
談到國家治理時，應瞭解的重點是，並非所有國家皆從同個起跑點出發，有些國家受盡天時地利與人和的優勢，能在花費較小的成本上，獲得無法比擬的成果，如戰後的美國。這個囊括全球經濟、軍事、文化、與教育第一的超級強國，在國際秩序慢慢成型的當下，成為標準制定者，奠定國際金融準則，供他國遵從。
但戰後的亞洲不然，當時的中國深陷在毛澤東的『人性大實驗』中，一個大躍進就跳了約兩千萬人口入地府，接踵而來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這個活動讓日本人瞭解什麼才是真正的『失落十年』。
台灣則陷在後二二八時期的混亂，更改國語的制度，使台灣文盲瞬間增速。外加通膨嚴重、族群摩擦甚巨、國共內戰不止，硬要實施西式民主，搞不好連繳稅、受教權與行刑都會吵著用投票決定。
新加坡更是好例子，一個原屬馬來西亞的聯邦省，最終因李光耀對大馬政府處置族群議題不合，而被『踢』出聯邦外。猶如現代版的『出埃記』般，大馬中最會賺錢、受教程度最高的族群，被硬生生的逐出中原，成為南洋沙洲中的小城邦。
在一個前途未定、四周充滿敵意的國家中，讓人人有話語權、投票權，並非最穩定的政體。事後也證明李光耀準確的眼光，在他的哲學中，一個高談兼愛的墨子，或鼓吹君子的孔子，若無務實嚴厲的韓非子，一切皆枉然，也就是這原因，馬基維利成為李光耀最崇拜的思想家，自己也成為柏拉圖思想下的哲學家國王。
綜觀全球，戰後沒有一個採用美式民主，而成功的新興國家。台灣與韓國都是實施某種程度的強人主義，才慢慢擺脫赤貧。蔣經國的開明專制，與全斗煥的不大開明統治，讓這兩國成功轉型成票票等值的直接民主。
香港之所以能保持穩定的金融之都、亞洲最大交易市場，靠的是法制與外資，外加徹底的國際化，讓這個珠江外島，雖犧牲不少文化內含，卻奠定深厚的法治底子。印度雖自喻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但可笑的人治內含與複雜的語文差異，也讓其成為世界最窮的民主國家。
綜觀亞洲，最成功的兩個例子，就是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以及鄧小平時期的中國。一個用個人的意志力，將南洋沙洲蛻變成控制兩大洋貿易樞紐。另一個用最短的時間，弭平貧窮人口，速度達全球之冠。想像如果鄧小平在南巡後，第一件事是開各黨國是會議，磋商憲政改革的話，如今的中國不知會如何？
那我提倡專制制度嗎？不然，注意我的用語是『起跑點的不同』，也就是說人類的進展，還是有軌道可尋，也有個目標。西式的自由民主是一個里程碑，它是一國進步與否的路標，但非終極目標，更非起點。
不可諱言，西式民主在很多層面上，都比東方的褓姆國家（Nanny State）來的先進。但這是程度上的不同，並非絕對值的差異。新加坡在60年代需要一個李光耀，但21世紀則需要一個賈伯斯。前者獨裁中帶有苦幹，後者的獨裁中，帶著自由。兩位皆是菁英中的菁英，兩位均不一味的信任民主，在這兩位菁英眼中，人的價值非均等。
但賈伯斯的獨裁是從民主的土壤中所孕育，而李光耀的集權，則是靠怕餓肚子所激發。兩者看似等同，但仍有本質上的差異。21世紀的國家靠的不僅僅是勤奮、努力、與教誨，還需『可控式混亂』，這就是民主能帶來的口味，一種大衛雕像所需的調味包。
但前提是，不能讓民主成噪音，否則得到的會是個大夜市。關於這點，台灣似乎可作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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