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台灣的教育問題好了。今天在看報時，有點不敢相信見到的內容。因為大濕的國中後教育不是在台灣，所以不知道這裡的高中與大學教育，還有個『操行成績』這鬼東西。我很納悶，打這些成績的教師們，不知自己的操行又如何？
如果翻翻國內外許多偉人，或是傑出人才的故事，會發現這些豪傑們，很多人在校的操行都不怎樣。比爾蓋茲、馬克左克柏大學讀一半就退學，後者還因為私德出嚴重瑕疵而遭處分，最後兩位的事業各為該產業的龍頭。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學時，幾乎每位老師都抱怨他毫無上進心，且缺乏紀律。
披頭四主唱約翰藍儂的老師，則斥責他每天只懂玩樂團，毫無課業上的進取心，擔心未來恐怕會露宿街頭；王家衛在校時對自己的期許是：『就是要造反！』；侯文詠小學時因喜歡講台語，所以每天要在校內掛狗牌，且怎麼說都不聽；孫大偉在羅東高中寄讀時，導師給了他的評語為：「該生素質太差！」……
說實話，還好這些人都是『操守不佳』的學生。如果逼迫這些天賦異稟的人才，見到教官要敬禮；看到老師要行禮；身上的手帕要乾淨，而且嘴巴不但不能吐髒字，思想也要純潔無瑕，他們的創造力是否就會窒息？但隨便一個成年人都知道，越守規矩的行為，越有見不得人的壓抑勾當。
所以問題不在學生是否『有操行』，而是為何台灣學校會要求學生『守規矩』？答案其實很古老，一切都要歸功於統治階級的技倆。
在中外古代的宮廷中，國王的權力最大，但他自己明白，這個所謂上天賦予的權力，根本是被統治者自己放棄的主控權，將其交給帝王處置；所以皇帝很害怕佃農們發現這套國王的新衣是不存在的。
所以古代的帝王將相，時常與軍師聚在一起，討論如何繼續蠱惑民眾；於是禮節、刑責、神話、與法律遂被創造出；禮節是用來分野僕人的精緻度；刑責則是處罰不良份子；神話是灌輸老百姓盲從的搖籃曲；而法律則是合理化上述不合理條件的書面證據。
慢慢的，這些技倆被教會、組織、工作、家族、以及學校所複製；禮節的部份，就成為後來學校內的『操守』，學生也不知道這些禮節是從何而來，甚至不知道這些技倆最初是用來控制奴隸聽話的指令，學生也就內建各種不合理教條於潛意識；創造力、自主性、自由度也就慢慢的遺失。
但隨著社會漸漸文明發達，在西方國家中，硬性規定操守的措施，早已不見蹤影。在美國，學生可直接稱老師姓氏，教師與學生的分際突然少了一層垂直關係，與其是某某高高在上的老師，教職人員成為街上的：『史密斯先生』。
如果稱謂已扁平化，那操守呢？在國外學校中，根本沒聽過。不要說青年十二大守則了，在國外的校園中，不大可能會見到一堆訓誡式的道德符號貼在牆上，像『忠孝仁愛』或『溫良恭儉讓』，更不會拿這些道德大帽，拿來編班級用。
通常國外的學校都是以偉人命名，像愛因斯坦大樓，或彼得杜拉克中心等。很多道德操守意象，是從最基本的硬體設施中刪除，所以學生也不會有『操守』這類軟體深值於大腦內。更遑論要將這些四維八德給量化。
那國外學校有什麼呢？有這些：在高中內，學校牆壁上會貼『不要未婚懷孕』、『不要吸毒』、『不帶槍入校』、『成為你的夢想』之類的海報。很功能性，但也很尊重個人的長成。前三項比較像負面表列，跟你說不能做什麼，程度有點低，對台灣的學生而言，應不難達到；但在一個尊重自由的國家，很多怪事情會隨時發生的，這就是價值的取捨。
而最後面一項『成為你的夢想』，或是『發揮最大的潛力』（be all you can be）等勵志語，則是西方教育最難能可貴的部份，因為這將桎梏在學生上的枷鎖，限縮在最小範圍，鼓勵每個人成為自己渴望的那個自我。當然，前提是不要做前面三項蠢事，因為在一個自由氾濫的國度，要成為自己夢想的天鵝前，會有一大堆陷阱。
台灣剛好相反，我們的教育好像很害怕前面三項事情發生，所以會盡一切力量，控制學生的成長；『操守』遂成為框緊學生的支架。同時間，老師也可享有猶如家長般的神聖地位，法相莊嚴，但私底下卻暗藏不少男盜女娼。
那，哪一種教育比較適合人性呢？我是推崇西方式的；但，哪一種教育比較適合社會呢？東方的可能又比較貼切。但世界趨勢是慢慢的朝兩造的整合發展。人類社會實無法讓個體單獨存在，國王的控制雖然扼殺靈性，卻確保生存的可預測性；歐美的放任政策可培養天才，卻也調教出冷血槍擊犯。
我在較年輕時，會一味的崇拜美式教育，但我見到西方學生的猖狂與無禮；我也見到東方教育的沉悶與虛偽，連操守這樣飄渺的意象，都可以拿來量化，而打成績的老師，多半在自修時間玩股票，下班再接補習班課賺外快。我想，適時的紀律與放任，才是合中庸的教育。
至於操守是否可量化，這個古老風俗，應該可以放在故宮博物院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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