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十八世紀的保守主義哲學家『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非常反對流血革命,原因是人民常不自覺自己要什麼,亦不瞭解行為的後果,一堆平常受壓抑的烏合之眾,會容易隨著美麗的口號,享受失序的快感而突然間成為暴民。最近美國CBS電台首席國際特派記者『羅根』(Lara Logan),在埃及採訪革命成功後的報導時,就遭受到該國暴民般的待遇,這凸顯出此次革命背後的複雜性,與媒體喜歡吹捧革命的宣染手法。
而不明究理的台灣輿論界,將『茉莉花革命』後的一系列回教反政府浪潮,高放在聖壇上膜拜著,各家報紙的專欄常以『下一個是誰』為標題,好像積極鼓勵著暴動的發生,甚至有些媒體穿鑿附會的將其與馬政府最近的施政扯在一起,好似要台灣的人民一起效法北非的群眾一起推翻政府,再創一個民粹的烏托邦。
首先,在埃及的暴動群眾中,有廣大的人群並非真正崇尚民主,或瞭解民主的真諦,從該國男性對女性的待遇就可見一斑。據調查顯示,埃及當地有逾9成國內與8成的國外婦女曾遭性騷擾,因苦於當地警方習慣性的縱容男性惡行,受害者對應的方式常是息事寧人。
埃及男性亦經常在街上對外來的女性訪客挑釁,尺度大膽惡劣令人汗顏,但對自己的女性同胞卻限制重重,甚至阿拉伯人在出國後,對性的追尋是極端渴望好奇,我在前工作的女同事中,常有被中東男子搭訕的不悅經驗,此種對異性的雙重標準,深入回教文化的骨髓。
雖然回教國家自古以來慘遭西方國家的蹂躪,但這絕對並非神格化該地區人民的藉口,根據美國學者肯恩偉伯(Ken Wilber)的四象限圖形,回教地區普遍受制於政教合一的『畜牧時期思想』(Tribal Consciousness),大部分人民思想迂腐偏執,且不瞭解民主真正的意涵。
許多回教國家自始至終皆無有效抗衡政府的反對派。在埃及反對穆巴拉克最大的勢力為『穆斯林兄弟會』(the Muslim Brotherhood),這是一個奉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為宗旨的激進組織,其推崇將世俗化政府(secular government)打回傳統宗教體制的政見,這樣落後的團體卻在穆氏離開埃及後擔任重要的權力分享勢力,人民真會比較幸福嗎?我打個問號。
而反觀突尼西亞在革命後所組的內閣鬆散無能,國內難民四處流竄至鄰近的義大利及法國,國內經濟卻絲毫沒進展。而在稍早前的顏色革命國家中,許多還是採軍事政權,一般平民的生活根本沒有任何改進,再再驗證一國民主制度的成功與否,大部分還是需歸咎於國民素質,而非革命本身。
可是不明究理的台灣媒體夾雜固有的意識形態,靠這波因『茉莉花革命』而起的革命風潮借題發揮,對內不滿現況,批評政府,以求消費議題;對外撻伐專政,藉以凸顯自己的清高,但對成熟民主的意義渾然不知,甚至有人將這事件與中國的內政扯在一起,唯恐天下不亂,不知居心為何。要知道,中國政府雖蠻橫跋扈,可是其國家機器的運作,比目前正在鬧革命的國家高明許多,絕對不適合以血腥革命的方式貿然進行改革。
在1970年代後的『第三波革命』之所以成功,多是藉著國民的素質提高才能持久,所以許多成功的民主範例皆是歐洲與亞洲等相對富裕、教育水準較高的現代化國家,且以非暴力的政黨輪替進行,反觀目前回教暴動國家素質參差不齊,有每日生活不到2美元的埃及,也有石油鉅富但生產力低落的巴林;有獨立後又統一的葉門,更有被美帝侵入後硬拼湊起的『民主』伊拉克,雖然各國的成功機率不小,但成功之後呢?也許就像小說《動物農莊》所云,『趕走了欺壓的人類,卻來了一群蠻橫的豬』。
伯克本來在『美國大革命』時支持使用暴力推翻英國暴君的惡法,可是在『法國大革命』後發現真正恐怖的卻是暴民所帶來的盲目力量,遂思想漸漸改保守,他認為過於躁進的革命思想往往不會帶來更好的後果。作家李敖則感嘆其所寫的書籍,在黨禁時代全數遭蔣經國這暴君查封,但在解禁後,其著作卻在南部被意識形態深植的暴民砸攤。
這暴君到暴民的轉折,才是整起『第四波革命』真正需要觀察的重點,而非盲目的跟著瞎起鬨。我瞭解被冠上『革命家』聽起來很浪漫,到處都是飄揚的泡泡。在台灣後威權時代的民粹思潮與庸俗媒體的文化內,各各都想沾點挑戰體制的反骨光環,一個『切格瓦拉』永遠比課你稅的體制來的性感,可是激情過後不難發現所有的春夢都是需要一堆清道夫幫你整理垃圾,不知那些專欄作者與名嘴們有想到這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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