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團隊在2008年總統大選時，針對經濟議題提出「633」的目標，但因預期與實際的差距實在太遙遠，而「愛台12項政策」亦多屬國家建設，此為刺激內需市場的長期政策，因此成效的彰顯所需費時，馬政府為因應去年的金融海嘯，遂對外開始緊鑼密鼓的鼓吹ECFA以及MOU政策，打通外貿及大陸金融市場的經脈，對內則剛通過《產業創新條例》，藉降低營利所得稅，以爭取境外的台商歸國，並吸引外商來台投資，甚至設立營運總部，徹底實現李登輝時代所推出的「亞太營運中心」藍圖。大師想在這篇文章針對這兩項「內外兼施」的經濟政策做一點個人評論。
ECFA及MOU這兩樣對外貿易及金融措施是馬政府今年的重頭戲，雖然皆非新的產物，但是老酒新瓶還是有除舊佈新的效應。尤其在經歷去年的金融風暴後，對全球的出口明顯驟降，但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始終依賴度高。我對中的出口佔總出口數的4成，台灣在去年雖然出口下降，但整體的貿易數字尚呈現順差，而這順差須歸功於我對中國的大量出口（美國已退居第二），如果去年沒有中國的幫助，台灣GDP的衰退，很可能會像里昂證卷所說的達-10％。
既然中國是台灣目前的衣食父母，簽ECFA又可以降低對中國的關稅，而MOU可以增加對大陸市場的金融布局，為何還是有一堆人不主張洽簽？原因很簡單，在野黨為反對而反對，這其實也並不是新聞，普天下，在野黨的天職即「為反對而反對」。
企業管理有一個觀念叫做 “the devil’s advocate”，或是「魔鬼代言人」，他的角色就是在開會中，要向任何一項提議做反方的辯證，以求縝密的思辨。心理學家艾爾芬·詹尼斯（Irving Janis）在50年代提出一個社會現象稱『團體迷思』 “Groupthink”，就是在一個組織內，當大多數的聰明人為了不讓自己顯得笨拙，不敢在有共識的議題上，持反對意見，雖然心中有個聲音深深的認為不對勁，而事實常常就是那個不對勁的聲音。
詹尼斯拿甘迺迪於「豬玀灣事件」（the Bay of Pigs）做例子，參與會議的皆精英中的精英，但實際的結果卻是一齣只有笨蛋才會演出的戲。美軍支持一個不得人心的叛亂軍隊進攻古巴，欲推翻當時民意甚高的卡司楚（Fidel Castro），而又為了避免國際輿論的壓力，沒有提供適當的人力及物力，以切斷外界對美國支援的聯想，導致整個政變成為一齣鬧劇。
事後，與會的精英們檢討當時其實很多人皆認為貿然的推翻卡司楚很不智，而且整個計畫亦無縝密的規劃，但當時與會者皆認為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又不想自己站出來反對，導致「全體無異」通過這荒謬的政變計畫。
雖然民進黨最近的一些小動作，給人一種小家子氣的感覺，說實話，綠軍對ECFA議題根本無一替代方案，更遑論整體經濟論述，但是我還是主張要執行辯論，其一，猶如英國哲人彌爾（John Steward Mill）所云，民主的可貴，在於每個不同意見的總和，可以得到最大的整體利益；其二，如果沒有2000年的政黨輪替，民進黨盲目的搞台獨與國際孤立，老共也不會瞭解「台灣意識」（雖然此般的台灣意識屬於非理性及排他性）的存在，因而對馬政府上任後拼命伸出橄欖枝，這有點像美國電影中的 “good cop, bad cop scenario ”翻譯成中文既「扮黑白臉」。
John Stuart Mill (20 May 1806 – 8 May 1873)
至於《產業創新條例》，本師認為降稅吸引資金不是長遠之計，尤其是營利稅，這其實是利益到有錢人的法案。台灣的營利稅在世界上並不是很高（原本為25％，與中國相當），美國的稅率高達30％，且還有州稅及市稅（state and municipal taxes）。台灣雖然拿香港（16.5％）及新加坡（17％）做文章，但是他們屬城市國（city states），國內並無台灣天文數字之國家建設、國防支出及健保開銷。稅收之運用不可僅考慮到企業的營運，尚要顧及到社會建設及均衡發展，台灣的經濟政治光譜不像上述國家之右傾，政府稅收是國家政經體制健全重要的一環。
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Krugman）曾寫過一本書叫做「模糊的數學」，書中提到美政府（尤其是共和黨）常常藉著提供一堆減稅的有利數字，去闡述減稅的益處，但是細觀後發現，受惠到的皆是金字塔頂端的有錢人及企業主，中產階級則慢慢的消失中。美政府對大企業提供 “corporate welfare”「企業福利」，卻對健保的預算大砍（最近才通過了歐巴馬的方案），造成社會極其不公的所得分配。
再者，國民黨所提出的17％（原本為20％），非經過縝密的構思，而是與民進黨的17.5％在那喊價，再再讓人感到政策程序的馬虎及隨意。
道德經云：「治大國者若烹小鮮」，小鮮要烹的好，不能隨反對黨的喊叫而亂翻，不然小魚沒煎好反成了魚鬆。希望政府以後在提出相關政策時，不要對應到過程的噪音，不然父子騎驢的窘境，會持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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