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翻報紙時，突然發現一則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的演講內容。我本能預測他的這番話，鐵定會惹起網路上撻伐。而抱怨高先生言論的族群，應該屬於較為年輕這邊，而偷偷支持他老人家言論的，肯定是政府高層與資本家，那高教授的『政府不欠你工作』言論，到底要如何看呢？
這個辯論，我在大學時代就跟一位教政治哲學的教授辯論過，當時我的政治sense極低，這位哈佛畢業教授屬於典型的奧地利學派，也就是現代右派經濟學始祖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的信徒。
想要反駁他，但對於左派的論點，我大概只看過馬克思的玉照，知道他有大鬍子，其他的部份，大概可以從當日被這位教授打臉的程度，知道我懂的皮毛有多貧瘠。
事過15年，有了比較豐富的學術知識，以及工作經歷後，再重新檢視當年的辯證，我會怎樣看。我發現高先生的言論，其實就是美國民主與共和、左右兩派，吵了好幾個世紀的大辯論。到底政府有無義務幫人民尋找工作；或是說，一個國民，之所以沒有工作，是政府的失職，還是人民的責任？
當然，共和黨，或是右派人士認為這理應是人民的問題，因為共和黨在刻版印象中，屬於有錢人的政黨。這些傢伙很多是靠old money，或是老爸的遺產而致富，所以他們認為自己DNA內，有著優越的血統，能夠賺更多錢。
不信的話，不妨聽聽去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在募款餐會中，都跟恩客們如何抱怨支持歐巴馬的賤民，怎樣啃蝕國家財政。
當然，這些富家子弟不會說是受到老爸的庇蔭，而都會說是『hard working』，也就是個人的努力，所以才會致富。不信就問問小S老公，問他是不是靠自己的能耐過活？我想答案很可能不出我所料。
所以右派的學術，多半採取放任的『自由市場機制』為圭臬。一來，這比較好剝削現有機制；二來，這些人真以為自己多麼偉大，能成功，都是『靠自己』。
高希均在這場演講中的言論，很右派，說實話，我也贊成，我右傾的血液跟我說，台灣一堆年輕人，本來就是愛抗爭、愛抱怨、眼高手低、不願冒險。而且，本來你的命運就是要自己負責，幹麼牽托到政府？！
但問題來了，那民主黨，或是左派的論述都是廢話嗎？當然不是。那左派又說了什麼？先講馬克思好了。
他說，啊不就是廢話，當然人民要為自己負責，但如果在一場足球比賽中，球場的地形是斜的，那誰會贏？如果你怎麼踢，球都會往後跑，然後對方怎樣踢，都會快兩倍，這場賽，還要比嗎？
右派會說，你只要努力，就一定會贏。啊，廢話！比個1,000場，當然會有一場能贏。就算叫輪椅球隊，比多個幾次後，比方說100萬場，當然一定會有一場勝利，搞不好那天颱風，球被自動吹進去。
但這公平嗎？這就是左派要的論述：公平正義。
那一個社會中，要講自由，還是說正義？這當然是廢話，怎麼能夠選呢？當然都要。在任何經濟中，一定是先會被一堆old money、有頭腦、具膽識、富學養的人將財富創造出來，但問題是，這些財富會『黏黏的』，也就是經濟學家說的『price stickiness』。
那是啥碗糕啊，大濕，你怎麼那麼鹹濕？
不是啦，價格黏黏的，就是說市場上的產品價格，或是勞工薪資，在一段時間後，會無法反應市場真正的價值。因為資本家，通常在享受到權力與財富後，會想要壟斷資源、訊息、新聞、以及通路。
那怎辦，這時，國家機器這個裁判就要出來了，也就是左派所說的『政府干預』（government intervention），比方說就職補助啦、恰當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啦、打破市場壟斷啦、就學貸款啦、穩定物價啦等等。
結論：台灣在二戰後，享受優渥的就業公平性與可尋度，因當時以實體經濟為主，也就是製造業；所以人人有職位，且享有實質的薪資成長。
但現在不同了，台灣家戶的金融所得年年成長，但薪資卻停滯不動，這代表什麼？這意味著我們的經濟結構，開始走樣了。代表人物就是像小S老公的許家、帝寶幫、林榮三的炒房幫，以及漸漸狀大，卻又不生產實體產品的金融勢力。
與其是靠生產力過活，多數有錢人靠財務槓桿炒財富，像股票、房地產、衍生性金融商品、期貨等等。而實體經濟多半外移，造成產業空洞化，所以實質薪資，已經停滯快20年。而能夠抑制金融財富分配不均的財政政策如證所稅、奢侈稅、贈與及遺產稅，不是被媒體硬操作成禍國毒蛇，再不就被閹割去勢，整個公平正義的措施被拋到窗外。
一個學生入職場後，會發現自己撞入一座高牆；要找到工作很容易，但要突破高牆則異常困難，最後淪落為卡夫卡小說《城堡》內的場景。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就是一天，一位土地測量師K接到城堡內的指令，要他執行一個重大任務。但K找了半天，始終找不到入城堡的鑰匙。
問城外的居民，也沒有人真正知道是誰在發號司令，但始終都有任務自城堡內頒布。而這些命令，也不知最後淪落到何處。最後，測量師發現自己像個無頭蒼蠅般，迷失在牆外的護城河。
這，就是台灣年輕人的寫照！也是高教授欠年輕人的下半段。
欲與大師一同踏入思想的雲端，在下面按讚就對啦！！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