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師論壇

上禮拜，沒有什麼國際觀與歷史觀的我國防部軍聞社，把國軍所舉辦的大學生戰鬥營結訓相片給PO在網路上，其中有三名一樣不進入狀況的學生，居然把在西方世界人人皆知的禁忌圖騰─納粹標誌與軍服給穿在身上，旁邊還有一個國軍士官在旁比YA的手勢！

此舉隨即引發以色列駐台辦事處的不滿，好在國防部副部長即時道歉，才未將此事件持續延燒；然而，當我在看到媒體以及民眾反應一面倒的批判這三位白目學生時，我總覺得還是有些隱藏的觀點，未揭露在大眾的意識內。那此議題，又可以從何角度思考呢？

首先，國軍確實應該針對納粹德國的標誌以及服裝，作嚴格規定，因為基於歷史的因素，以及所帶來的莫大痛苦與回憶而言，確實應該制定相關規則，以尊重普世價值的顯現。但是，台灣因對西方特有的猶太裔歷史有所陌生，因此缺乏文化敏感度，學生身穿納粹軍衣的意義，著實與美國南部白人光頭黨，或是德國新納粹派的意義截然不同，因此不能將兩者擺在同一天平上比擬。

其二，猶太人的民族苦難，以及對納粹特有的痛苦聯想，在台灣人民意識中，並無分享同樣的比例；而且，如果以色列，或是猶太團體，以其特有的意識型態，將自己束於特屬的受害者高閣上，這實有道德層面的「霸凌」傾向。西方猶太勢力，如此的將特有的受害者神格化、不可侵犯化，對於沒有分享到，或是參與到此歷史事件的文化而言，是否有那麼點的不合時宜，與張冠李戴？

記得在美國時，狀況外的老美也喜歡在頭上綁神風特攻隊的頭巾，像電影小子難纏的Mr. Daniel San就搞一個來戴過，當時還蔚為風尚，掀起一股神風特攻隊風。但這對亞洲有受到日軍迫害的國家來說，是否也是一種二度傷害？然而為什麼沒有人站出來抗議？我認為是因為亞洲人勢力在國際間比猶太人小很多，『受害者話語權』較小，所以也就沒人會把它當作一回事。因此，南京大屠殺、台灣慰安婦、靖國神社參訪也就不會換得先進國家同等的道歉。 

這個『受害者話語權』實在重要，而且背後也需要政治實力作背書，舉個例子，美軍在1950末至1975年之間，在中南半島（寮國、柬埔寨、越南）展開上世紀下半葉的大屠殺，所投下的炸彈，比盟軍在二次大戰於軸心國投下的總和還多。死亡數字因美國自始至終皆採掩蔽技倆，約從1百萬到3百萬不等，美軍於當地的慘忍行徑不輸納粹，從生化武器的橘劑（agent orange）狂撒，到遍佈整個地區的地雷，目前每年還是死傷無數。

一直到現在，美國還是不敢通過國際反地雷條約，因為他們深怕這國際條約一旦通過，就要對之前在中南半島的惡行負責。越南每年因橘劑所誕生的畸形兒，持續造成越南當局的困擾，而當時美軍之所以會投擲這個無天良的毒藥，是因為嫌越南森林樹葉過於茂盛，不好炸人（包括平民），所以就發明這個樹葉脫落劑，以方便屠殺。

如果我們細觀美國在越戰後的官方態度，與處理過程，會發現，這個國家從未對這場戰爭道歉過。人家德國的總理布蘭德早在1970年於波蘭就跟猶太人道歉，甚至還下跪，歷任的德國總理也都如例行慶典般的舉行道歉儀式，可是老越呢？

卡特說：『越戰雙方的損失是相當的！所以不需道歉。』我查過，美國死傷人數不到老越的1/10，而且沒有平民，而且戰場是在別人國土，造成越南現在還無法全面恢復基本建設。甚至這場戰爭是老美因覬覦亞洲殖民勢力而啟動的『不正義之戰！』

美國好萊塢在之後所拍攝的藍波、勇士們、現代啟示錄、阿干正傳無不把越南塑造成邪惡的化身，需要靠美國這個正義化身扶正。想想，老越與猶太人的差別在於，前者因其為非白人、國運弱、在先進國家內無政經代表可代言，搶不到『受害者話語權』。

使得他們在越戰結束30年後，得不到老美一句道歉，而且在文化上，依然被醜化、忽視、冷落。而猶太人的命運雖然也是受害者，可是卻幸運得多。同樣例子亦可複製在東渧文、庫德族、南美印第安族裔、巴勒斯坦人等等，這些悲慘的第三世界居民，皆搶不到『受害者』頭銜的加持。

接下來，關於納粹集中營的史實部份，我想分享一個發生在1980年代法國大學的「傅里頌事件」（the Faurisson Incident）。傅里頌（Robert Faurisson） 為法國里昂大學教授，因其否認納粹集中營的存在，飽受猶太學者為主的批判。

當時美國公共思想分子杭士基（Noam Chomsky）秉持言論自由的大原則，袒護傅里頌的學術觀點，認為就算其論述的內容有誤，但國家並無權力決定歷史真相，不該剝奪其論述的主張；最後，杭氏捍衛「言論自由」的論點被模糊，反被激動的反方扣上反猶太主義者（Anti-Semite）的帽子。

我之所以提及以上的案例，是希望將國防部缺乏常識的敏感性，與學生穿著的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作切割。我認為那三位學生的穿著屬於自由表達的範疇，因為很明顯的他們並不是想抒發對猶太人的政治立場，各新聞報導亦可佐證我，因此我合理懷疑此為學生想要表達其穿著特色的舉動。

既然是如此，我認為國家無權置喙其等的穿著自由，因為對於歷史事件的詮釋，國家應保有中立的高度，這三位學生甚至可以基於個人信念的主張，以及對歷史的詮釋，要求國家給予公平的辯論平台，更何況這三位亦不是現任軍人，不受中華民國軍法所限制。

再者，台灣與以色列並無邦交，我們無須一面倒的採低姿態道歉，就算要道歉，層級亦無須高至國防部副部長；就算要動用高層級，也無須一開始就使用這張王牌，這情況其實就跟國際貿易談判一樣，那有人一開始就亮底牌？難道，我們這三位白目學生真有那麼壞？我們的國家軍事、政治策略真有如此邪惡？台灣這個軟弱的『半國家』，在國際事務上其實屬於乖乖牌中的乖乖牌，我們最擅長的除了道歉外，還是道歉！這次的處理，是否有那麼點的息事寧人？

另外，倘若這三位學生真有對納粹德軍的政治理念，並想挑戰傳統的事件解釋，國家應基於言論、思想、以及表達自由的大方向上，給予最大幅度的讓步空間。雖然我認為最後的共識會與目前的歷史解釋相差不大，可是國家並無決定歷史真相的壟斷權。所以，猶如上述杭士基的觀點，國家要予以尊重，並提供陳述的平台。

但是，我認為就算這三位學生真有如此的信仰與思辨深度，能夠翻案這歷史共識的可能性極低；再者，我對台灣學生一貫思考素質感到極度悲觀，這三隻小豬搞不好根本沒有什麼思想的堅持，應該只是覺得制服很酷，想拿來穿穿看而已。甚至連這是納粹的軍服還不知道。

但是，如果整個辯證的演繹是照著以上的過程而來，我就會對這社會感到慶幸，因為這會比政府不加思索，快速的道歉；學生無厘頭的狀況外來得有深度，因為經過深度省思後的摩擦，會比毫無知覺的盲從來的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