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se who put out the people's eyes, reproach them for their blindness." -John Milton
在21世紀裡，統治者若要維持「民主主義」這國家機器，本人悲觀的認為，秘訣不外乎5要素－神話、權力經理、投機型知識份子、政治宣傳及蠢民。這5點雖為現今國家的要素，但在某種程度上，其深層的邏輯基礎放諸古今中外，各種政體型態皆適宜。也許使用的名稱、號召的意象、執行的手段會因時或因地而有所調整；但綜觀來看，這5要素具有其普遍性及功能性。
神話的功用在於灌輸人民一個簡單易頌的口號；權力經理在於管理羔羊般的從屬，並從中劫取暴利；投機型知識份子在於設計國王的新衣；政治宣傳則是縫製權力經理新衣的裁縫師；而蠢民們僅需充分的扮演聽話的旁觀者，呆呆的盯著國王的光屁股拍手就好。
在古今中外的政體中心內包含著兩個核心價值，一是權力的維繫另一則是等級結構的保持。在歐維爾的小說「1984」中，代表權力經理一職的角色歐布萊恩對主人翁史密斯如此地解釋統治階層的運作:
「權力的鞏固是黨存在的唯一意義，而權力維繫的關鍵不見得一定要父子相傳，而是死人加於活人身上的一種世界觀，一種生活方式的延續。一個統治集團只要能夠指定它的接班人就是一個統治集團。黨所操心的不是維繫血統相傳而是維繫黨本身的永存。由誰掌握權並不重要，只需等級結構保持不變。」
--(1984， P.219 志文出版社)
而歐維爾的「權力等級結構論」與馬克思的「歷史辯證論」不謀而合。馬氏在「共產當宣言」裡寫道
迄今為止，所有社會的過去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人與奴隸、貴族與庶民、地主與農民、行會師傅與學徒，簡而言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始終處於彼此對立的地位，不斷進行一場時而隱晦、時而公開的鬥爭。
--(共產當宣言， P.89 左岸出版社 )
對前述的名言，以本人的論點予以解釋即為:「21世紀所謂「民主」的國家機器，係一權力經理利用投機型知識份子所編製的意識形態神話，不時以大眾傳播媒體進而控制廣大蠢民的伎倆，進而維繫統治階層的權力剝削」
國家（nation-state）這一概念源於17世紀的西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之後拿破崙於19世紀建立法國第一共和，世界有如誕生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產物。當時的世界，在人民的意識中只有「君主－從屬」的概念，拿破崙的「自由、平等、博愛」口號，深深的打動了當時被路易16世壓榨的法國人民。此後，法國再也沒有「國王－臣民」的概念，個個都以革命兄弟互稱。
當然，口號可以隨你喊，但是國王還是我要當；拿破崙於不久後將法蘭西共和國改為法蘭西帝國，並宣布自己為拿破崙一世。在拿破崙的遠征軍中，除了二千門大炮外，還帶了一百七十五位知識份子。在遠征中拿破崙曾下達過一條著名的指令：「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當時的歐洲被拿破崙一世這權力經理搞的烏煙瘴氣，留下來的只剩「自由、平等、博愛」等神話供人瞻仰，以及一堆喊「愛法國」口號的蠢民們，賠上性命跟家園。
權力經理的角色從遠古至今來，一直是以獲取更多的權力為最終目標。在追尋權力的過程中，所編撰的神話可以有很多種，舉凡上帝、真理、天命、人權、經濟、壓迫、革命、愛鄉土、階級鬥爭、自由民主、推翻暴政、種族使命、本土政權、呼吸空間、領土完整、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口號目不睱給。
可是目標不二，惟權力是尊。當毛澤東問及季辛吉如此醜陋的胖子，何以能與如此眾多的美人出雙入對，他的回答為，「權力是最佳的春藥呀，主席!」如將這一句話拉回到美軍於60到70年代季老擔任美國國務卿一職時，於印度支那的轟炸；於中南美洲的恐怖攻擊；於印尼對殺人魔蘇哈陀的扶持，可以很明顯的作一呼應。而更諷刺的是，季胖子還因為成功的暫緩他所啟動的越南轟炸，而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如果上帝愛開玩笑，這可能是他最愛的傑作吧。
現代的民主觀念源自於17世紀的英國內戰，當時英國國內分為兩大派，一為英國議會派，另一為保皇派，而這場內戰即是兩派之間發生的一系列內部矛盾及政治鬥爭。當時議會派代表著資產階級的既有利益，而保皇派則代表著貴族的利益，但不管這些權力經理們的利益如何分配，唯一分不到一杯羹的派系就是人民派，也就是所謂的蠢民們，但是他們往往卻是需付出最大代價的一掛。
當時的人民開始意識到，在這一系列的派系鬥爭中，自己的權益自始至終從未得到充分的發聲，以往百般依順的蠢民們，在這一系列的鬥爭中，慢慢意識到自己也可以不再需要乖乖的把順從當美德了。國王邊的投機型知識份子們開始發現到這點，緊張的告誡兩大派系之權力經理們。雖然這次內戰最後還是被平息住，但統治階層對蠢民自覺意識萌芽的餘悸，仍持續延燒著。
民主意識的餘波如蠶蛹般孵孕在不願作蠢民起而反抗的「暴民」意識中。世界在經歷以美國及法國大革命為主的民主潮流後，於1960年代到達另一全球性高潮。當時世界從美國的黑人民運到法國的學潮；從第3世界國家的不結盟運動到勞工及婦女意識的抬頭，很多已開發國家的權力經理們開始擔心自己的權力基礎又被動搖了，於是在1970年初，北美、歐洲及日本組成所謂的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討論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民主危機（crisis of democracy）。
在這會議中，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所達的共識為，此危機的起源不是在於全球民主的發展不夠，而是有民主發展過剩（excess democracy）的現象，這些國家的權力經理們慢慢發覺，以前奉受壓迫為理所當然的蠢民們，開始質疑他們存在的價值以及統治階層的合理性。
可是問題來了，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不是極權政體，政府無法為心所欲地壓榨百姓，因此一種以操縱媒體為主的愚民機制即因應而生了。美國語言學家兼左派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說過，在集權主義國家內，權力經理可以為所欲為的拿著木棒子逼人依從就範，但是在所謂的民主政權內，權力經理無法在享受到使用暴力的權力了，取而代之的則是謊言的編造。
Noam Chomsky (喬姆斯基）
喬氏引用20世紀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於當時對社會的評斷，尼氏認為公共議題的擬定，是屬於理性的統治階級範疇，並不適合非理性的蠢民們所涉足的，因為蠢民們只能理解簡易又煽情般的政治神話。統治階層的任務則在編撰「必要幻覺」（necessary illusion）以餵食蠢民。美國近代媒體大師利普曼（Walter Lippman）進而延伸此一論述，他認為媒體的角色是進行所謂「共識的製造」（manufacture of consent），民主需要以各種假共識來維持，他認為輿論的力量過大，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蠢民們的思想，權力經理的系統會很容易的遭揭穿，並引發社會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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