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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了兩天的諾貝爾獎系列後,深覺無三不成禮,遂於此續談論個人對文學獎的淺見,藉以補足三部曲的尾聲。但本人認為諾貝爾委員會對文學獎的爭議性,除了作品多為西方文學外,也並無多大的異議,故本文就以歷年來我所喜歡的諾貝爾獎得主為主軸,評論大師喜愛的作品供分享,並提供老衲認為遺珠之憾的作品,以茲補充。

首先,在「大師最愛排行榜」裡拔得頭籌 的作家為法國哲人及作家卡繆(Albert Camus),在本人的諸多極短篇中,有許多是激發於卡繆式的存在主義作品,如《這裡是永迴鎮》、《犯人》、及《人群》等。尤其是《這裡是永迴鎮》內容結構,受卡繆的《西緒弗斯神話》影響頗深,而其他兩篇則是對《異鄉人》的致敬。

卡氏的「荒謬論」奠定了其思想基礎,但他從不承認自己是虛無主義論者,卡繆認為若讀者能夠看到世間的荒謬處,既代表在其意識內,有種可認知荒謬的價值判斷力,就像若要能夠看到某種顏色,觀察者一定要透過與被觀察物不同顏色的鏡片,才能形成對比而顯示出來;同理可證,一個人若能夠觀察到事物間的荒謬性,勢必要有一對非荒謬的意識鏡片才能辨別出。卡氏對於價值論的描述,讀者不難在《瘟疫》(The Plague)一書中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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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瘟疫》中,卡繆一反《異鄉人》對現實的失望與犬儒之筆觸。書中,作者敘述在阿爾及利亞的某小城內,爆發了致命的瘟疫,雖然當地的醫師皆束手無策,但仍持續不顧個人得失的治療病患到最後,書中的醫生雖然明知患者此般的與死神搏鬥是毫無勝算可言,但依然不計一切與病患的病毒奮戰到底。

卡繆在《瘟疫》中很技巧性的道出了醫生們對於生命的肯定,與在面對黑暗時不撓的搏鬥過程,這恰巧與《異鄉人》形成強烈對比。在《異鄉人》書中,主角因一時太熱或是太陽過亮,無故的在海灘邊射殺了一名素不相識的阿拉伯人,事後主角也懶得編理由與藉口,最後還因訴訟程序的無趣,央求法官儘速判刑以求解脫。

大師心目中排行第二位的文學獎得主是德國作家赫賽(Hermann Hesse),赫賽與許多作者不同之處是其作品中,常帶有異國風味的靈性色彩,在他多產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這本是我的最愛,亦是許多人在靈性道路上的啟蒙之作,書中作者描述靈修者在禁慾與縱慾中的平衡,內容仿釋迦摩尼的求道歷程,但內容更富戲劇性,很適合初學佛法之西方人閱讀。

第三位大師最愛的諾貝爾作者為法國哲人沙特(Jean-Paul Sartre),但沙氏最後拒絕領取諾貝爾的獎項,自己一個人躲在女伴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老姊的鄉間小屋內。他批評文學僅不過是小資產階級藉以逃避殘酷現實的工具。在一封寄給諾貝爾委員會的信中,沙氏批判該委員會的理由與大師在「諾貝爾和平獎」一文內之批判極類似,他說自己不希望介入東西文化對抗的泥淖中,並苛責諾貝爾獎項為西方文化霸權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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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隨後被奉為存在主義的中心人物。若尼采的「上帝已死」論為19世紀哲學的代表,本人認為沙氏的「別人即地獄」則為20世紀的真言。沙特認為現代人的自我價值僅存在於別人的眼光中,他人若停止投以注意力予自己,這跟不存在沒有兩樣,所以當他者投以注意力予自己時,我們會去迎合別人的眼光,蒙蔽本性,故停止真正的存在而活在他者的眼光中,地獄既隨之而來,要超越這境界實非易事哉!

 囿於篇幅,大師就將排名居次的幾位人選以流水帳的方式排列出來,依序為描寫大蕭條時期美國中部集體遷移的《憤怒的葡萄》作者史坦貝克(John Ernst Steinbeck),史氏亦為小說《人鼠之間》一書之作者;其次為刻劃文明脆弱性的小說與改編電影《盲目》的作者,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接下來是描述人性在脫離文明後行為的小說《蒼蠅王》作者高汀(William Golding);歌頌英語系民族的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及德國作家托馬斯曼(Paul Thomas Mann)等,大師曾寫過一篇托馬斯曼的《布頓柏魯克世家》於網誌內,讀者可自行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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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本文的題目為「諾貝爾文學獎迷思」,大師就應景的將委員會所忽視的遺珠之憾列入文內,好讓內文與標題前後呼應。首先,我認為諾貝爾委員會忽略的世界名著為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及《動物農莊》,這兩本書奠定了20世紀反極權主義文學的指標。在歐威爾之後,《美麗新世界》的赫胥黎(Aldous Huxley)及《華氏451度》的布萊伯利(Ray Douglas Bradbury)等作者,皆有濃厚歐威爾的影子。1984《美麗新世界》與薩米爾欽的《我們》並共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

其他諾貝爾委員會所忽略的作者尚包括《金庸全集》的金庸、《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的村上春樹、《生活的藝術》的林語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昆德拉、《審判》與《變形記》的卡夫卡則為本人認為應該入圍而沒入圍之作家。當然《道林·格雷的畫像》的王爾德、《基督山恩仇記》的大仲馬、《罪與罰》的杜斯妥也夫斯基,亦是大師最愛,但後三者為19世紀的人物,諾貝爾獎則是1901年後的產品,大師姑且放一馬,但是建議委員會於未來,多納入非西方學者及著作,否則中國文學如金庸與魯迅等大作,將永難跨出母語文學外。

 

延伸閱讀:諾貝爾經濟獎迷思

                  諾貝爾和平獎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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