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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起來,發現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獎,又再度的頒給了以美國人為主的三位學者,各為美國的戴蒙德(Peter Diamond)、美國的摩特森(D. Mortesen)、及希臘裔英籍的皮薩里德斯 (Christopher Pissarides),大師則稱他們為失業三小福(the invincible unemployment trio)。這三位經濟學家是以研究失業著名,剛好正值目前全球「後金融風暴」時期的失業高峰期。大師在看了本島內對於這三位得主的分析後很是失望,各界只有劉憶如在那聲稱其母親郭婉容於麻省理工就讀時,戴蒙德曾為劉母之教授,老郭連教授當時所出的題目都還記得。這些言論,本師認為稍嫌顯淺,於是在本文中繼「和平獎的迷思」後,另撰「經濟獎的迷思」一文,以茲開示。

綜觀經濟學的範疇,可概分為三大領域,亦即個體、總體、及開放(國際)經濟學,去年得主威廉森(Williamson)所研究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分析屬於個經的部份,而兩年前本師曾撰一文挑戰的克魯曼(P. Krugman則專攻國際經濟中的國際貿易,而此次的失業三小福則是研究總經的失業率問題,這議題之所以會得到委員會如此的厚愛,實因目前的環境因素使然。本師已嗅出這期間諾貝爾的走向,慢慢的從70年代末以富里曼(Milton Freidman),到80年代斯狄格樂(Stigler)、貝格(Becker)及魯卡司(Lucas)等人為中心的右翼--供給面(supply-side)學派,轉為後金融風暴期,以克魯曼為指標的左翼--需求面(demand-side)學派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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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面學派」的觀點是圍繞大蕭條時期的經濟學家凱因斯學派為主(Keynesian School),其主張如果一個經濟任由市場機制主導,將會產生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的窘境,克魯曼指出1929年的大蕭條時期、美國1980年代的儲貸危機(Savings and Loan crisis)以及最近的全球性金融風暴皆是因為市場失效的結果,導致不肖投機客從事高風險投資,將資產過度暴露於對第三者的系統風險(systemic risk)及外部效應(externality),最後導致如暢銷書《黑天鵝》作者塔雷伯(Taleb)所謂的「低機率但高衝擊性」(low-probability, high-impact)的黑天鵝現象。

今年的失業三小福又將總體經濟的失業問題,歸咎於資訊的不足,促使搜索成本(search cost)高漲,並在市場中引發「搜尋摩擦」,導致某些買方需求無法完全滿足,某些賣方求售無門。因此,吾人可發現一經濟體內,明明就有足夠的職缺,但失業人口卻一直持續攀升,這最主要是當求職者在找尋工作時,會花時間作搜尋,而資方亦會花相同,或是更多的時間搜尋勞工資料,因此錯過撮合的機會。這現象其實早已在工程學中的系統分析論中發現。

《隱藏的邏輯》一書的作者布侃南(Mark Buchanan)提到,任何事物皆在其表象後藏有一隱性的邏輯在,而這邏輯與宇宙中許多現象成一相同比例的均衡,比方說財富的分配(富人與窮人比例)、河流系統、及身體比例(手肘與手臂長度比例)等,皆有一定的黃金比例,作者稱之為冪次法則(power law),而這法則常不是事先規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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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提到,在交通學中,最令人不解的現象為「幽靈塞車」,意即在一個流量不小但也尚未至堵塞的公路上,流量常常會因為最前方的一台車突然踩煞車,而導致後方的車輛為了要防止擦撞,進而採取更急迫的措施,而這現象會一直持續到後面的流量,以至於到最後,後面的交通會無故的塞車,但前面的流量卻暢行無阻。另一個現象係當眾人於公共場合排隊時,雖無明確的指示,但群眾卻會形成一個有規律的隊伍,排列成一個無秩序但有規則的模式(pattern),這有點類似雖然水流並無規則,但是在浴缸底鑽一個洞,水流就會呈現規律的螺旋狀流出。

歷屆中亦有諾貝爾獎得主因資訊研究的議題而奪冠,最有名者為1978年的塞門(Hebert Simon),塞門的理論稍微悲觀些,他認為在一個組織內,決策者始終無法得到最大的結果(maximum outcome),因為人都是依靠有限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作選擇,外界的資訊是無限的,人們不可能將所有的資訊全納入理性考量,最終,決策者會找到一個夠滿意點(satisfied outcome)就好,而不會窮盡所能尋找最大值。

在解釋了上述兩項觀點後,我們可得知在經濟體中,藏有一個隱性的模式在其中,而這模式並非是靠分析所有的資訊可達,但是今年的失業三小福卻是依然在這死胡同中打轉,大師認為有鬼打牆的嫌疑,我認為,諾貝爾委員會在挑選得主時,常會犯了追隨流行( fads chasing)的迷思,因為1970-80年代,世界經濟主流為雷根與柴契爾夫人共治的右翼國際體系,且經濟榮景佳,因此最夯的議題就為富里曼的小政府貨幣政策。

隨後,美國於1990年代後期,因金融法規的鬆綁,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開始瘋狂整併,並大量研發衍生性金融產品(derivatives)及對沖基金(hedge funds),遂以該項產品為研究根據的Merton 與Scholes奪得1997年的桂冠,但導致隨後10年華爾街的高風險金融遊戲,而稍早前的Modigliani 、 Miller、及Markowitz甚而鼓勵政府大量舉債推動財政,增加政府的槓桿比而得獎。而最近的金融風暴,世界潮流又開始走社會主義的大政府邏輯,財政政策又再開始當道了。唉!我本來以為只有台灣的壹週刊會追流行,其實諾貝爾也難免俗。


延伸閱讀:諾貝爾和平獎迷思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真能解釋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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