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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人來講,這禮拜是台灣民俗的鬼月,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大街小巷內一堆商家在拜拜著,祈求好兄弟能保佑平安,但對大師來說,這禮拜是我一生最大夢想實現的日子,原因是造就大師政治思想最有影響力的人,亦是我在個人論壇內常常提及的大思想家終於來台,這位大師名叫杭士基,我習慣叫他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我認為以喬氏對人類的貢獻,他應該可以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供為「人類共同遺產」了。

關於喬姆斯基的生平,大家可以參閱我些許前作(藉《薩伊德》與《杭士基》評台灣統獨議題 ,現代民主國家機器運作與台灣民主亂象 ─上。而在這篇中,想補充一下台灣許多讀者對他理解的不足,畢竟,如喬氏這般極左派(Ultra-leftist)的無政府工團主義(Anarcho-Syndicalist)份子實在不多見,甚至罕見到連在字典內都查不到。

喬氏自幼受叔叔於紐約72街開的報攤影響,吸收了許多左派工人的思想觀念,當時美國紐約的左派思潮常常圍繞在上城的報攤旁,你一句,我一句,大家批評大蕭條時代的政經議題,思辨的熱絡彷彿1960年代的巴黎咖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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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氏回想之所以對於弱勢的議題那樣關心,是因在小學時,有一次操場上站著一個標準的胖小弟(standard fat kid),當時那位胖小弟正遭受班上一群身形比自己壯碩的惡童霸凌,因不堪其擾,投以懇求的目光於年幼的喬姆斯基,本來還想作些什麼幫胖小弟解危,可是卻因後來心生恐懼而作罷,之後他覺得很懊惱當時為何沒伸出援手,校園的景象在其往後的一生中深印在腦海,內心的羞慚一直停滯不消(the shame remains),於是他發誓要永遠站在小人物(underdog)旁。

 隨後喬氏因優異的成績進入賓州及哈佛大學,最後任教於麻省理工(MIT),所教授的科目卻是冷門的語言學,關於喬氏的語言觀點,我這樣的簡單介紹好了,在1950那年代,語言研究深受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心理學派影響,該派的掌門人斯金納(B.F. Skinner)認為人類的學習能力是靠外在環境的刺激而發生,人就好比一張白紙(tabula rosa)可供社會隨意灌輸。

但喬氏卻大相逕庭,認為如果人的學習能力僅僅是一張白紙,所學的內容要靠外在的單向傳輸,那人類可發揮的潛力會大大的匱乏,因此他自創一套《句法結構》的理論,認為人類的認知系統中(cognitive system)有一個深植於意識底層的先天能力(inherent ability),可以讓初學語言的孩童在毫無外在教導的語言規則中,不費力的學習,且遵循一套不需教導的潛在結構,孩童在使用語言時所展現的創意跟學習速度,常常讓喬氏吃驚,反而人是等到長大後,被塞了一堆學校教的文法規則,才使學童的語言學習能力整個停滯住,對喬氏來說,教育體制著實抹殺了教育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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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喬氏的政治思想層面,他在1960年代開始了反抗美國政府的人生另一階段。當時的背景為越戰,喬氏因幾次非法示威最後被關到監獄中,並名列政府最深恨的名單(most hated list)之一。喬氏對越戰的批評奠定了其反美政府的一向論述,其聲稱美國常常假裝有個左右共立的意識光譜,這兩個意識形態的極端不但在政府中可發聲,而且左派的勢力還更為囂張。

但喬氏揭穿了這假象,他認為美國當時對越戰的主張,並不是鴿派與鷹派的拉鋸,而是兩個程度大小不一的鷹派,他指出美國當時所謂的鴿派歷史學家Arthur Schlesinger雖然反戰,但是理由不是基於侵略別國是有違國際法與道德等原則(issues of principle),而是因為越戰打到最後已經很難贏,而且又太昂貴,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應該改以和為策略,這就是所謂「好和平」鴿派的考量,這跟美國最近主和的兩位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歐巴馬與希拉蕊(一個還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雙雙在小布希提議攻打伊拉克時投贊成票有意曲同工之妙。

寫到此處,突然想到歐威爾的小說《動物農莊》中的一段內容,裡面描述代表動物階級爭取平等的革命階級豬群們,為了要跟欺負動物的人類開會談判,穿的西裝筆挺,人模人樣,在酒吧內一起跟人類平起坐,喝香檳、抽雪茄,講黃色笑話,彼此熱絡不已,好像一堆認識已久的朋友在慶祝某個勝利似的(像不像白天在議會打鬧,晚上去酒店划拳的藍綠政客們?)。前來觀看的動物們,從凹凸不平的玻璃窗外看入,兩個物種極其相似,早已分不出誰是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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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幕著實呼應到喬氏描述左右兩邊政治人物的嘴臉,喬氏甚至說,為了讓被統治階級的人更相信政府那套神話,統治者就更要營造一股熱烈討論的假象,好比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媒體會基於公平的考量找鷹鴿兩派的學者來提供意見,感覺上辯論的很深入,分歧亦似鴻溝,可是細觀後將發現兩派的論述其實已經都有一個「美國有權侵略別國領土」的大前提在那,任何在這前提之外的觀點,都會被認為不是主流意見而遭孤立。

喬氏最有影響力的一本書為《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這本書描述大企業對媒體的壟斷,與新聞「塑造議題」(agenda setting)的制度性結構。他指出,因為媒體都是被大財團控制,企業又是營利性機構,於是媒體產業就會製造出一個符合特別利益(special interest)的世界觀,一切不符合這價值的新聞會被過濾掉,最悲哀的是很多新聞編輯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過濾行為,而「內在化」了這種唯統治階級教條是從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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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氏指出,如果有人控訴記者與編輯們糟蹋了新聞與言論自由的精神,他們會很不客氣的回應該等都是照自己的良心所寫,無人對其等有所施加壓力,喬氏指出,他們並沒錯,因為一個總編輯或資深記者,要能夠升上那個職位,其實早已經內在化 (internalized) 了「正確的」價值觀(喬氏稱作國家教條--state doctrine),不需別人逼迫;比方說認為以色列是文明的國家,巴勒斯坦卻是恐怖組織的溫床;海珊是獨裁者,美國是要去解放伊拉克;越戰是美國維護亞洲和平的舉動,甚至美國對其後院古巴的領土覬覦,是因為美國熱愛自由主義的原故等前後矛盾之神話。

這又帶到喬氏對於思想控制的論述,他的一句名言「極權主義國家控制人民用棒子,民主主義則是靠謊言」(Propaganda is to democracy what violence is to totalitarianism),喬氏認為西方的知識份子,從小受到最正確的價值觀與國家教條,被統治階級培養好後,充當國王的看門狗(emperors’ lapdogs),功能是合理化一切政府的作為。

學者如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Robert Kaplan、以及甫來台灣的暢銷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作者佛理曼(Thomas Friedman)皆為此流,他常拿聖經打趣的道,在舊約中所謂的先知們,到最後都證明是假先知(false prophet),而當時被處死的假先知們,到最後都被證實是真先知,有點像中國的秦檜與岳飛,或是屈原投江等故事般。如此大膽的調侃當前美國的知識份子,喬氏還真是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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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對喬氏龐大的知識系統,並不是照單全收,尤其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路線」,與仇視資本主義的狂熱,再再讓我三思,內容又會是另外一篇文章。不管如何,喬氏在我思想成型的階段,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若非喬氏的著作,今天的王大師就不會是如今的王大師了。昨日在排開萬難後聽了演講,內容其實都會背了,並不新鮮,最重要的是能親眼看到他,提了問題,又要到親筆簽名,阿!農曆七月不啻是我的開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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