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人來講，這禮拜是台灣民俗的鬼月，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大街小巷內一堆商家在拜拜著，祈求好兄弟能保佑平安，但對大師來說，這禮拜是我一生最大夢想實現的日子，原因是造就大師政治思想最有影響力的人，亦是我在個人論壇內常常提及的大思想家終於來台，這位大師名叫杭士基，我習慣叫他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我認為以喬氏對人類的貢獻，他應該可以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供為「人類共同遺產」了。
關於喬姆斯基的生平，大家可以參閱我些許前作（藉《薩伊德》與《杭士基》評台灣統獨議題 ，現代民主國家機器運作與台灣民主亂象 ─上）。而在這篇中，想補充一下台灣許多讀者對他理解的不足，畢竟，如喬氏這般極左派（Ultra-leftist）的無政府工團主義（Anarcho-Syndicalist）份子實在不多見，甚至罕見到連在字典內都查不到。
喬氏自幼受叔叔於紐約72街開的報攤影響，吸收了許多左派工人的思想觀念，當時美國紐約的左派思潮常常圍繞在上城的報攤旁，你一句，我一句，大家批評大蕭條時代的政經議題，思辨的熱絡彷彿1960年代的巴黎咖啡街。
喬氏回想之所以對於弱勢的議題那樣關心，是因在小學時，有一次操場上站著一個標準的胖小弟（standard fat kid），當時那位胖小弟正遭受班上一群身形比自己壯碩的惡童霸凌，因不堪其擾，投以懇求的目光於年幼的喬姆斯基，本來還想作些什麼幫胖小弟解危，可是卻因後來心生恐懼而作罷，之後他覺得很懊惱當時為何沒伸出援手，校園的景象在其往後的一生中深印在腦海，內心的羞慚一直停滯不消（the shame remains），於是他發誓要永遠站在小人物（underdog）旁。
隨後喬氏因優異的成績進入賓州及哈佛大學，最後任教於麻省理工（MIT），所教授的科目卻是冷門的語言學，關於喬氏的語言觀點，我這樣的簡單介紹好了，在1950那年代，語言研究深受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心理學派影響，該派的掌門人斯金納（B.F. Skinner）認為人類的學習能力是靠外在環境的刺激而發生，人就好比一張白紙（tabula rosa）可供社會隨意灌輸。
但喬氏卻大相逕庭，認為如果人的學習能力僅僅是一張白紙，所學的內容要靠外在的單向傳輸，那人類可發揮的潛力會大大的匱乏，因此他自創一套《句法結構》的理論，認為人類的認知系統中（cognitive system）有一個深植於意識底層的先天能力（inherent ability），可以讓初學語言的孩童在毫無外在教導的語言規則中，不費力的學習，且遵循一套不需教導的潛在結構，孩童在使用語言時所展現的創意跟學習速度，常常讓喬氏吃驚，反而人是等到長大後，被塞了一堆學校教的文法規則，才使學童的語言學習能力整個停滯住，對喬氏來說，教育體制著實抹殺了教育的真諦。
再回到喬氏的政治思想層面，他在1960年代開始了反抗美國政府的人生另一階段。當時的背景為越戰，喬氏因幾次非法示威最後被關到監獄中，並名列政府最深恨的名單（most hated list）之一。喬氏對越戰的批評奠定了其反美政府的一向論述，其聲稱美國常常假裝有個左右共立的意識光譜，這兩個意識形態的極端不但在政府中可發聲，而且左派的勢力還更為囂張。
但喬氏揭穿了這假象，他認為美國當時對越戰的主張，並不是鴿派與鷹派的拉鋸，而是兩個程度大小不一的鷹派，他指出美國當時所謂的鴿派歷史學家Arthur Schlesinger雖然反戰，但是理由不是基於侵略別國是有違國際法與道德等原則（issues of principle)，而是因為越戰打到最後已經很難贏，而且又太昂貴，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應該改以和為策略，這就是所謂「好和平」鴿派的考量，這跟美國最近主和的兩位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歐巴馬與希拉蕊（一個還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雙雙在小布希提議攻打伊拉克時投贊成票有意曲同工之妙。
寫到此處，突然想到歐威爾的小說《動物農莊》中的一段內容，裡面描述代表動物階級爭取平等的革命階級豬群們，為了要跟欺負動物的人類開會談判，穿的西裝筆挺，人模人樣，在酒吧內一起跟人類平起坐，喝香檳、抽雪茄，講黃色笑話，彼此熱絡不已，好像一堆認識已久的朋友在慶祝某個勝利似的（像不像白天在議會打鬧，晚上去酒店划拳的藍綠政客們？)。前來觀看的動物們，從凹凸不平的玻璃窗外看入，兩個物種極其相似，早已分不出誰是誰了。
這幕著實呼應到喬氏描述左右兩邊政治人物的嘴臉，喬氏甚至說，為了讓被統治階級的人更相信政府那套神話，統治者就更要營造一股熱烈討論的假象，好比第一次波斯灣戰爭，媒體會基於公平的考量找鷹鴿兩派的學者來提供意見，感覺上辯論的很深入，分歧亦似鴻溝，可是細觀後將發現兩派的論述其實已經都有一個「美國有權侵略別國領土」的大前提在那，任何在這前提之外的觀點，都會被認為不是主流意見而遭孤立。
喬氏最有影響力的一本書為《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這本書描述大企業對媒體的壟斷，與新聞「塑造議題」（agenda setting）的制度性結構。他指出，因為媒體都是被大財團控制，企業又是營利性機構，於是媒體產業就會製造出一個符合特別利益（special interest）的世界觀，一切不符合這價值的新聞會被過濾掉，最悲哀的是很多新聞編輯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過濾行為，而「內在化」了這種唯統治階級教條是從的價值觀。
喬氏指出，如果有人控訴記者與編輯們糟蹋了新聞與言論自由的精神，他們會很不客氣的回應該等都是照自己的良心所寫，無人對其等有所施加壓力，喬氏指出，他們並沒錯，因為一個總編輯或資深記者，要能夠升上那個職位，其實早已經內在化 (internalized) 了「正確的」價值觀（喬氏稱作國家教條--state doctrine），不需別人逼迫；比方說認為以色列是文明的國家，巴勒斯坦卻是恐怖組織的溫床；海珊是獨裁者，美國是要去解放伊拉克；越戰是美國維護亞洲和平的舉動，甚至美國對其後院古巴的領土覬覦，是因為美國熱愛自由主義的原故等前後矛盾之神話。
這又帶到喬氏對於思想控制的論述，他的一句名言「極權主義國家控制人民用棒子，民主主義則是靠謊言」（Propaganda is to democracy what violence is to totalitarianism），喬氏認為西方的知識份子，從小受到最正確的價值觀與國家教條，被統治階級培養好後，充當國王的看門狗（emperors’ lapdogs），功能是合理化一切政府的作為。
學者如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Robert Kaplan、以及甫來台灣的暢銷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作者佛理曼（Thomas Friedman）皆為此流，他常拿聖經打趣的道，在舊約中所謂的先知們，到最後都證明是假先知（false prophet），而當時被處死的假先知們，到最後都被證實是真先知，有點像中國的秦檜與岳飛，或是屈原投江等故事般。如此大膽的調侃當前美國的知識份子，喬氏還真是第一個。
當然，我對喬氏龐大的知識系統，並不是照單全收，尤其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路線」，與仇視資本主義的狂熱，再再讓我三思，內容又會是另外一篇文章。不管如何，喬氏在我思想成型的階段，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若非喬氏的著作，今天的王大師就不會是如今的王大師了。昨日在排開萬難後聽了演講，內容其實都會背了，並不新鮮，最重要的是能親眼看到他，提了問題，又要到親筆簽名，阿！農曆七月不啻是我的開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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