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愛質疑諾貝爾委員會所頒出各類獎項的我，最近因為找到工作，能夠唬爛的時間變少了，所以僅挑我認為較重要的議題與內容分享看法，所以這屆的諾貝爾獎名單就沒有評論，反而都在講革命。可是最後還是覺得不妥，這會影響到大師論壇的優良傳統，而且也會讓讀者養成認為所有體制所提供的觀點與新聞才是正確的習慣，那我就挑這屆經濟學獎，解釋這些專家都在哈啦些啥，並提供些許的評論，但我還是將重點放在釋義處，因為我發覺台灣對於這兩位得主很陌生，包括我！
201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反過去3年的趨勢，將獎項頒給兩位主張小政府、撻伐公部門干預措施的『理性預期學派』重要人物，沙金特（Thomas Sargent）與Christopher Sims。這兩位得主在經濟學的貢獻，對目前面臨全球蕭條與債務危機的當下，有何啟示?另外，兩位的論點，是否具經濟學家常有的盲點？
先講Sargent。異於2008年的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克魯曼(Paul Krugman)對市場機制的認知；Sargent信奉經濟學的自由制度主義，類似1974年的得主海耶克(Hayek)的「自發社會秩序」。但他的學術領域與傳統的理性選擇模式稍有不同。
Sargent不相信經濟模式有個「黑盒子」(Black Box)存在於其中，影響行為者的決定。所謂的黑盒子就是決策者制定諸如利率，或匯率等總體經濟政策，而市場行為者則猶如一顆顆撞球般，被動的受這些黑盒子所產出的決策所撞擊。
中間黑黑的就是黑盒子機制
Sargent 認為，市場內的行為者，通常有自己的理性預期，會在事先因應政府的決策，導致原本的政策目標，到頭來產生相反的結果。比方說美聯準會(Fed) 最近所推出的「扭轉操作」(Operation Twist)措施；迄今為止，市場之所以那麼不捧場，也許是因為投資人已從聯準會(Fed)的舉措得知，美國官方普遍不看好未來的全球經濟前景所致。
這導致市場產生悲觀氛圍，雖然實情不見得是如此，美國的經濟與企業基本面其實不見得有多壞。官方的政策反而醞釀「自我應驗預言」(self- fulfilling prophecy)的「人造蕭條」，使原本願意繼續持有市場部位的投資人開始收傘，所以政府原本想要藉由低利率刺激經濟的好意，反而幫倒忙。
再來到歐洲金融危機的部分，歐元區的許多國家，為防止歐豬國家倒債，制定如「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等措施，予以提供短期資金紓困，並更擴及到私人銀行的資本重組；然吾人倘運用Sargent的觀點，遂可以解釋道，此舉會導致希臘問題的無限期延長。
原因是市場與希臘國民皆預期，公部門會無限期的挹注資金入弱質經濟體內，所以市場投機客會趁機炒作，增加市場機制的不規則性；而希臘人民亦會無止盡的在國內 示威鬧事，搶奪國際媒體目光，而使正常的市場機制與撙節措施無法有效運作。這會延誤原本希臘只要在短期內迅速倒債，然後再強迫退出歐元區，重新制定國幣等 候新一輪復甦的機會，實現如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說的「創造性毀滅」。
猜猜這四位是誰，全對有獎
但經過不正常的公部門干預機制 後，不能倒的希臘公債殖利率已飆升好幾十倍，「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基準差亦達破天荒高位。導致原本僅需低成本的市場倒債機制，累積到人為的高成本「不能倒」機制。這好比強迫食物中毒的患者禁止嘔吐，強迫將有毒 食物在體內持續循環。也就是這個原因Sargent認為，較費工的「體制改革」，加上尊重市場機制，才是因應一切財經問題的硬道理。
然而我認為這位講的大部分是狗屁！！，但為求客觀，我還是提出一個經濟學的名言作平衡：「認為一定要政府干預，及認為一定只有自由市場才可解決問題的兩個極端論點，都是專斷及錯誤的。」
比方說，我就拿較左的克魯曼，他所信仰的 凱因斯學派論述，這學派對於美國在大蕭條與2008年的金融風暴，指證歷歷的提出政府在這兩次風暴中，沒有做好把關的責任，才會使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肆無忌憚的玩弄金錢遊戲。而Sargent可能會認為，就是因為聯準會過度操控貨幣政策，才會發生金融危機。那到底是誰對呢？
我很希望這位得主，花一天的時間到「佔領華爾街」運動現場，跟這些示威群眾解釋只要讓這些金融大鱷，更自由的浸淫在金錢遊戲中打滾，經濟就有自我更正的能力，那這些示威群眾最終就會得到猶如右派經濟論者所說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也就是說高盛、大小摩、花旗CEO的薪水與分紅，會慢慢的流向你們的口袋！！？
那要不要解釋這個我一閃一閃亮晶晶的同事所找出的數據：
2011年第2季金融業獲利依年化計算，約達4,389億美元，遠高於2008年的1,222億美元；直逼第2季全美企業獲利的32%，也比2008年的13.4%水準為高，遠遠超出8~12%的歷史標準。
此外，最富裕階層的收入與全美平均值的差距日益擴大，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頂端1%富裕階層在稅前收入總額占比，已從1980年的9.1%，增至2006年的18.8%；1980年時，前1%富人階級的平均收 入是最底層20%人口的30倍，至2006年此一數字更已超過100倍以上。
而這是我自己去找的數據：
與2009年相比，2010年美國家庭平均收入下滑2.3%，來到49,445美元。經通膨調整後的2010年美國家庭收入，比1999年的峰值下滑7.1%，2010 年美國家庭收入的平均值，為自1997年以來首次不及5萬美元。
2010年貧窮率為15.1%，高於2009年14.3%的水準，也高於2007年經濟衰退影響之前的12.5%。從1998年起，美國家庭年收入後20%的平均所得，每年減少1,000到1,500美元，同期前10%的家庭則每年增加 3,600美元，前5%的年增幅更達4,200美元。
當然，數據到處都是，有心之士一定會找出對自己有利的統計，證明自己的立場，為自己偏見背書。我也不為難Sargent與Sims，因為他們還夠誠實，大膽的在接受獎項時，表達他們也不知道當前的經濟困境的原因為何，並直言『沒有簡單的答案，仍需要大量的研究。』
Sims的論調則較缺乏經濟學的教條式信仰，其「向量自我迴歸」(VAR)的計量方式，對於動態發展特別重視，完全讓統計資料來說話，不採用先驗的結構關係。相對於Sargent而言，Sims所運用的「時間序列分析」(Time-Series Analysis)模型較具實證的說服力。尤其VAR的主要研究領域，著重在貨幣政策、通膨變動與財政措施的多方面相互影響，這剛好對目前瀰漫在歐美的貨幣加財政政策所引發的債務危機，提供新的解釋工具。
Sims 另外一個有趣的研究領域為理性疏忽(Rational Inattention)。所謂的理性疏忽，就是研究人們如何在有限的處理訊息能力之下，用「理性」去選擇最佳的方法，且「疏忽」較次要的資訊。理性疏忽 的理論可以解釋何以物價不會常變，人們又為何不能完全消化社會所有的資訊，這些都為傳統經濟學所忽視，而對總體經濟理論有重要影響。
也許就是受限於理性疏忽，一味的要求歐洲領袖將歐債危機的處理一次到位，乃過於苛刻的標準。因為就連在1個組織中的理性化程度就已有限，難以即時、又一次到位地 解決棘手問題，更遑論歐元區如此龐大的經濟體，其複雜度實為更上一層樓，也難怪歐洲各財長必須開一次又一次的會議，循序漸進式的制定一波又一波的紓困方案。
在上述諸多的經濟理論中，那真相到底在哪裡呢？也許各經濟學家的論點猶如地圖般，它能指引約略方向，但地圖本身始終不是最後地點；無論如何，感謝Sargent與Sims在此金融動盪中，提供更新的座標參考，但也希望夠明智的大師讀者，不要盲從權威，尤其是諾貝爾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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