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管全球發展程度較慢經濟體的機構--世界銀行，其總裁佐立克將於2012年6月30日離開現任職位。而本週五是提名人選的最後一天。有鑑於此，美國白宮已展開「誰是接班人」的搜尋活動。在之前談過萬惡的IMF後，我想在這篇再談IMF的小老弟─世界銀行，看這個機構又是如何騙吃騙喝。
根據小道消息的名單中，美國國務卿希拉蕊、白宮前經濟顧問桑莫斯(Larry Summers)、現任財長蓋特納、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effery Sachs)、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萊斯(Susan Rice)、以及聯邦參議員John Kerry等皆為熱門人選，從這些名單看來，世界銀行在未來所採取的架構，與IMF之前的路線相同。
而這又是條什麼路線？可能要從70年前開始講起。當時同盟國在打贏二次大戰後，發覺先前的歐洲世界在凡爾賽體系中，無法建構有效的關稅、匯率以及國際收支系統，促成了戰後德國為了不願償還一戰後天價的賠款金額，而對自己的經濟下了惡性通膨(Hyperinflation)猛藥，雖然一度解決賠款問題，但卻也將當時的德國經濟陷入泥淖中，最後導致二戰爆發。
有鑑於此，戰後國家開始制定以世銀、IMF、與世貿組織(WTO)為主的布列敦森林體系 (Bretton Woods System)。基本構想是為戰後打造有利於全球貿易與投資發展的大環境，但二戰主要是由美、英、法、俄打贏，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名義上為戰勝國，但實質意義不大，甚至遭邱吉爾總統嗤之以鼻。因此日後就形成一個潛規則，也就是世銀的總裁由美國人擔任，而IMF的主席則由歐洲人掌管。
上次的IMF因 Dominique Strauss-Khan的性醜聞事件，主席的位子讓給同為歐洲人的前法國財政部長Christine Lagarde，原本呼聲很高的大陸人選大陸前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則退居副主席。代表這個二戰後的產物，西方列強還是不準備將其權力結構做應有的調整。眼見目前IMF的主要工作範圍，還是跟歐債危機脫不了關係，該組織所服務的主要對象一目了然。
而此次世銀的人選中，清一色為美國人，這又可以見到其中的端倪，也就是西方霸權依然力挺二戰後的權力格局，絲毫沒有讓位的嫌疑。世界銀行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其實與IMF相當，也就是在於結構和內部職能。近3分之2的工作人員在美國華盛頓，其美國色彩過於濃厚。
而制定這樣的一個潛規則，在當時是有道理的。從經濟上講，二戰結束時，美國的黃金儲備佔全世界的4分之3，其國內生產總值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約50%；政治上，美國更是超級大國，影響力空前強大，無論是世界經濟的恢復還是運行，都離不開美國的力量。
更不要說，整個戰後的世界經濟體系，就是建立在美元是單一世界貨幣的基礎上的，再加上，唯一能與美國競爭的蘇聯沒有加入世銀。在這種條件下，由美國人來出任世銀總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使問題複雜的地方在於，John Kerry以及Susan Rice雙雙希望在歐巴馬贏得連任後，能夠任職國務卿的職位。所以對世銀的位置就沒抱有太大的熱衷。而Summers的作風頗具爭議性，且又是白人男性， 這對於該行庫行長連續11屆皆為白人男性的傳統，具有負面意含。目前最受矚目的人選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effery Sachs。
此外，世銀管理上也應重整。雖然大陸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但在該組織的投票權卻不及5%，而歐盟卻擁有37%的投票權，美國則有16%。25位世銀執行委員會成員中，其中8位來自歐洲，其他如金磚國家與二戰戰敗國日本的角色，在世銀內亦缺乏應有的發聲權，這現象與世界的現況極端脫離。
雖然世銀的主要職掌為協助未開發國家發展，但該機構常受到許多反全球化人士批評為「新殖民主義」。這些反全球化人士認為，世銀常與西方大企業合作，對第3世界國家進行剝削。相似於IMF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對該區域經濟的摧殘，世銀使用各種結構性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措施，壓榨接受貸款的國家，對沒有經濟條件的窮國，極盡所能的進行掠奪。
最典型的例子為南美國家厄瓜多或是玻利維亞 ，其經濟型態原本多屬國營事業，但因該經濟體發展未臻完善，常有營運不佳的產業，因此國家收不到稅收就會有財政上的問題。又因執政的菁英分子為更佳控管人民，會選擇與西方國家配合引進世銀的資金援助，償還短期國債，此時西方國家見到政府具尚未充分開採的天然資源，遂樂意介入金融重整，美其名的稱其為「結構性調整」。
內容則包括私有化國營事業、市場自由化、移除貿易障礙、採取緊縮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也就是說，政府不可 再花錢在自己國民上，諸如保險、醫療、教育經費都要被刪減。然後國家的自來水、礦業、電力、原油等天然資源，皆遭西方的私人企業接手開發，國內的產業也要 開放給西方國家進入剝削。
而當地的經濟體尚未發展至西方龐大、又有效率的私人企業，該國的經濟體無法抵抗外來的優越產品，使國內產 品被西方產業打趴在地，國家充斥西方貨品，連農產品也逃不過，徹底使國內的勞工、農民面臨失業，生活更加貧窮，國內產業則慢慢凋零，整個國家成了美歐帝國的經濟附屬品。
厄瓜多等國的統治階級因本身從未真正代表過人民，為獲西方國家的認同與背書，政府樂意開放國家資源予西方企業開採，而開採案所製造的100美元投資報酬中，有75美元又偷偷回到開採資源的西方企業中，而剩下的25美元，有75%是用來償還世銀的本金加利息，剩下的部分是用來支付國防、警察及其他政府開支，而真正用在與人民息息相關的醫療、教育、福利上的資源，可謂微乎其微。
而在此時，原本與這些天然資源形成生態共同體的居民，被迫遷離他鄉。這些居民則通常為該國的弱勢原住民；原本住在河旁的居住地，被拿來建築水壩或水力發電用，原來住在油井上的人，被迫遷到城市的貧民窟內。
而原本住在森林內的，沒過多久就會發現突然四周成了平原，彷彿就像電影《阿凡達》內的情節。大部分這些受西方國家青睞，含有豐富資源的原住民棲居地，都沒有好下場，如果一旦有人敢示威抗議，後果就是送到監獄。
諷刺的是，在綜觀所有世銀對未開發國家所投入的種種措施後，該機構發現，原本要協助窮國擺脫困境，但成果卻剛好相反。1960年時，全球最富有的5國與最窮5國相比，收入差距(Income Gap)為30:1，在經過世銀的調整後，此數據在1998年時攀升至74:1；在1985~2000年期間，全球每天生活費用不到1美元的人口增加 18%。就連美國國會的聯合經濟委員會都承認，世銀的所有計畫，僅享有40%的成功率。
在世銀和IMF誕生的時候，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警告，如果這兩個機構沒有傑出的領導人，將陷入永恒的沉睡，永遠無法在法院和市場中醒來，讓人們聽見其聲音。2012年正值世銀總裁的換任，但少有人願意正視世銀的根本問題。
如果先不看其對窮國計畫的失敗，就連最基本的代理問題也依然沒有解決。原本是為了對抗貧窮的機構，但第3世界國家的發言幾乎聽不到，就連世界第2大經濟體的中國，其於世銀的角色也失真，更遑論非洲或南美等邊陲經濟體。
因此，世銀總裁遴選過程應該改變，並擴大候選人的範圍。而新任總裁應該認知，一味的借錢並不是該行庫有效的治理模式；大陸銀行在過去 5年內向拉丁美洲的貸款，超過世銀和中美洲銀行的總和，非洲的情況也是如此。
世銀的傳統角色為針對未開發、以及開發中國家提供資金，但近期該機構的最大借貸者皆為強大的發展中國家如大陸與印度。這些國家原本就可以藉著自身的能力在民間市場借出大筆貸款。
世銀亦對世界上赤貧的國家提供捐款；然而，金額與其他民間機構如Gates Foundation相比，又差了一大截。此外，該行庫亦在許多新興國家內，對民間企業進行投資，但是這些資金與國際市場竄流的熱錢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
現在正是重新考慮世銀職能的時候，因其最佳的價值，應在傳達國際政策與合作目標，而非與西方企業配合提供貸款。這個二戰後的權力產物，不知何時才能真正的活出其最初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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