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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禮拜,沒有什麼國際觀與歷史觀的我國防部軍聞社,把國軍所舉辦的大學生戰鬥營結訓相片給PO在網路上,其中有三名一樣不進入狀況的學生,居然把在西方世界人人皆知的禁忌圖騰─納粹標誌與軍服給穿在身上,旁邊還有一個國軍士官在旁比YA的手勢

 

此舉隨即引發以色列駐台辦事處的不滿,好在國防部副部長即時道歉,才未將此事件持續延燒;然而,當我在看到媒體以及民眾反應一面倒的批判這三位白目學生時,我總覺得還是有些隱藏的觀點,未揭露在大眾的意識內。那此議題,又可以從何角度思考呢?

 

首先,國軍確實應該針對納粹德國的標誌以及服裝,作嚴格規定,因為基於歷史的因素,以及所帶來的莫大痛苦與回憶而言,確實應該制定相關規則,以尊重普世價值的顯現。但是,台灣因對西方特有的猶太裔歷史有所陌生,因此缺乏文化敏感度,學生身穿納粹軍衣的意義,著實與美國南部白人光頭黨,或是德國新納粹派的意義截然不同,因此不能將兩者擺在同一天平上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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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猶太人的民族苦難,以及對納粹特有的痛苦聯想,在台灣人民意識中,並無分享同樣的比例;而且,如果以色列,或是猶太團體,以其特有的意識型態,將自己束於特屬的受害者高閣上,這實有道德層面的「霸凌」傾向。西方猶太勢力,如此的將特有的受害者神格化、不可侵犯化,對於沒有分享到,或是參與到此歷史事件的文化而言,是否有那麼點的不合時宜,與張冠李戴?

 

記得在美國時,狀況外的老美也喜歡在頭上綁神風特攻隊的頭巾,像電影小子難纏的Mr. Daniel San就搞一個來戴過,當時還蔚為風尚,掀起一股神風特攻隊風。但這對亞洲有受到日軍迫害的國家來說,是否也是一種二度傷害?然而為什麼沒有人站出來抗議?我認為是因為亞洲人勢力在國際間比猶太人小很多,『受害者話語權』較小,所以也就沒人會把它當作一回事。因此,南京大屠殺、台灣慰安婦、靖國神社參訪也就不會換得先進國家同等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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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受害者話語權』實在重要,而且背後也需要政治實力作背書,舉個例子,美軍在1950末至1975年之間,在中南半島(寮國、柬埔寨、越南)展開上世紀下半葉的大屠殺,所投下的炸彈,比盟軍在二次大戰於軸心國投下的總和還多死亡數字因美國自始至終皆採掩蔽技倆,約從1百萬到3百萬不等,美軍於當地的慘忍行徑不輸納粹,從生化武器的橘劑(agent orange狂撒,到遍佈整個地區的地雷,目前每年還是死傷無數。

一直到現在,美國還是不敢通過國際反地雷條約,因為他們深怕這國際條約一旦通過,就要對之前在中南半島的惡行負責。越南每年因橘劑所誕生的畸形兒,持續造成越南當局的困擾,而當時美軍之所以會投擲這個無天良的毒藥,是因為嫌越南森林樹葉過於茂盛,不好炸人(包括平民),所以就發明這個樹葉脫落劑,以方便屠殺。

如果我們細觀美國在越戰後的官方態度,與處理過程,會發現,這個國家從未對這場戰爭道歉過。人家德國的總理布蘭德在1970年於波蘭就跟猶太人道歉,甚至還下跪,歷任的德國總理也都如例行慶典般的舉行道歉儀式,可是老越呢?

卡特說:『越戰雙方的損失是相當的!所以不需道歉。』我查過,美國死傷人數不到老越的1/10,而且沒有平民,而且戰場是在別人國土,造成越南現在還無法全面恢復基本建設。甚至這場戰爭是老美因覬覦亞洲殖民勢力而啟動的『不正義之戰!』

美國好萊塢在之後所拍攝的藍波、勇士們、現代啟示錄、阿干正傳無不把越南塑造成邪惡的化身,需要靠美國這個正義化身扶正。想想,老越與猶太人的差別在於,前者因其為非白人、國運弱、在先進國家內無政經代表可代言,搶不到受害者話語權』。

使得他們在越戰結束30年後,得不到老美一句道歉,而且在文化上,依然被醜化、忽視、冷落。而猶太人的命運雖然也是受害者,可是卻幸運得多。同樣例子亦可複製在東渧文、庫德族、南美印第安族裔、巴勒斯坦人等等,這些悲慘的第三世界居民,皆搶不到『受害者』頭銜的加持。

 

接下來,關於納粹集中營的史實部份,我想分享一個發生在1980年代法國大學的「傅里頌事件」(the Faurisson Incident)。傅里頌(Robert Faurisson 為法國里昂大學教授,因其否認納粹集中營的存在,飽受猶太學者為主的批判。

 

當時美國公共思想分子杭士基(Noam Chomsky)秉持言論自由的大原則,袒護傅里頌的學術觀點,認為就算其論述的內容有誤,但國家並無權力決定歷史真相,不該剝奪其論述的主張;最後,杭氏捍衛「言論自由」的論點被模糊,反被激動的反方扣上反猶太主義者(Anti-Semite)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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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提及以上的案例,是希望將國防部缺乏常識的敏感性,與學生穿著的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作切割。我認為那三位學生的穿著屬於自由表達的範疇,因為很明顯的他們並不是想抒發對猶太人的政治立場,各新聞報導亦可佐證我,因此我合理懷疑此為學生想要表達其穿著特色的舉動。

 

既然是如此,我認為國家無權置喙其等的穿著自由,因為對於歷史事件的詮釋,國家應保有中立的高度,這三位學生甚至可以基於個人信念的主張,以及對歷史的詮釋,要求國家給予公平的辯論平台,更何況這三位亦不是現任軍人,不受中華民國軍法所限制。

 

再者,台灣與以色列並無邦交,我們無須一面倒的採低姿態道歉,就算要道歉,層級亦無須高至國防部副部長;就算要動用高層級,也無須一開始就使用這張王牌,這情況其實就跟國際貿易談判一樣,那有人一開始就亮底牌?難道,我們這三位白目學生真有那麼壞?我們的國家軍事、政治策略真有如此邪惡?台灣這個軟弱的『半國家』,在國際事務上其實屬於乖乖牌中的乖乖牌,我們最擅長的除了道歉外,還是道歉!這次的處理,是否有那麼點的息事寧人?

另外,倘若這三位學生真有對納粹德軍的政治理念,並想挑戰傳統的事件解釋,國家應基於言論、思想、以及表達自由的大方向上,給予最大幅度的讓步空間。雖然我認為最後的共識會與目前的歷史解釋相差不大,可是國家並無決定歷史真相的壟斷權。所以,猶如上述杭士基的觀點,國家要予以尊重,並提供陳述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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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認為就算這三位學生真有如此的信仰與思辨深度,能夠翻案這歷史共識的可能性極低;再者,我對台灣學生一貫思考素質感到極度悲觀,這三隻小豬搞不好根本沒有什麼思想的堅持,應該只是覺得制服很酷,想拿來穿穿看而已。甚至連這是納粹的軍服還不知道。

 

但是,如果整個辯證的演繹是照著以上的過程而來,我就會對這社會感到慶幸,因為這會比政府不加思索,快速的道歉;學生無頭的狀況外來得有深度,因為經過深度省思後的摩擦,會比毫無知覺的盲從來的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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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師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7)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