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喜歡跟老高麗比大小的台灣，今天終於有一項排名的落後，可以讓我們自豪的，那就是該國日益攀升的自殺率，這是今早與幾位同事聊天後才發現的數字。我隨著數據追朔，發現金融時報的原報導內容是在談韓國日漸惡化的經濟兩極化情況。
韓國政府長期補助的大財團日漸被餵食成一群巨無霸，而中小企業並不具有台灣的動力與產業鏈，所以造成社會貧富差距變大，許多百姓卻因該國缺乏足夠社會安全網，遂造成高自殺率。
金融時報的數據顯示，南韓自殺率在過去10年來約達10萬分之31，為全球最高的國家之一。在十等分收入計算，相對於丹麥、瑞典、瑞士等國家其最高與最低所得的前 10%，比例不到3倍，但南韓卻高達4.73倍以上。另外，南韓家戶負債佔可支配所得比重已從2004年的116%提升至2010年的 147%，比美國在次貸危機爆發初期的138%更高。
根據報導的分析，原因很明顯的指向韓國民眾的貧富不均與高負債比，這與我在該地住過4年的經驗不謀而合，還記得1988年韓國剛爭取到奧運主辦權，當時老高麗舉國歡騰，幾乎每個人都在高唱『阿里郎』這個缺乏歌詞的民謠。
當時韓國大舉國債，興建地下鐵、高速道路、體育館、都市美化、機場擴建，也在漢江旁立起63大樓，事後看來，許多建設是沒必要的。當時小學結束時，畢業旅行就選在那舉辦，老師跟我們說漢江達成奇蹟，將幾年前臭氣沖天的水溝，蛻變為媲美萊茵河的觀光景點。
過了不久，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韓元大量貶值，之前所舉的大批債務無法償還，國家幾乎要倒閉，IMF隨後接管，逼迫韓國接受最可恥的『結構性調整』，使該國對老祖宗蒙羞。這時我在美國，眼見平時愛臭屁的老高麗，各個紛紛要賣車、籌措助學貸款與紓困金才能繼續完成學業。
感覺這國家國運大起大落、時好時壞，雖然在世界上擁有許多國際大品牌，可是這也是建築在壓抑國內中小企業發展上而踮起。這現象又彷彿對應到最近一系列的韓星自殺風潮，一堆潛在韓星為了要擠進娛樂界窄門，很多追夢族一簽就是15或20年的賣身契，一旦要贖身，金額高的嚇人，付不起就是黑道大哥的伺候，而陪酒、陪唱、陪睡事件也是屢見不鮮。
韓國人具有很顯著的打腫臉充胖子民族個性，在韓國用餐，不興美國go dutch那套，帳單一定是個想要當老大的男主人打點，可是問題是，如果有兩個男人想當主人，會發什麼怪事呢？
對，兩人會為了爭論誰有資格請客而大打出手！！夠奇怪了吧，本來是要帶給對方快樂的禮貌，到最後也會落成『比大小』的陋習。然後這些贏得面子的男主人，隨後再回家跟妻小借錢，或是到處週轉，添購用不到的時髦家電、服飾、汽車，吹起過度膨脹的面子，使外表與裡子的價差值逼辛巴威通膨。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2010年發表報告指出，南韓自殺率為OECD國家之首，南韓與匈牙利分居前2名，但是其後則為日本、芬蘭，這點我就苦思不解，日本與韓國說實話民族性格南轅北轍，為何也有同樣高自殺率？也許可以解釋成日本社會階層雖沒有韓國貧富差距大，但是文化卻十分壓抑，個人常無發聲管道，且往往被社會追求和諧而壓抑住，甚至興集體自殺風，連見造物主也要有『大和精神』。
那，芬蘭呢？其實除芬蘭外，歐洲靠北地區亦有許多國家的自殺率甚高，斯洛維尼亞（4）、比利時（6）、瑞士（7）、法國（9）、奧地利（10）等等，這些歐洲國家的貧富差距不見得有多大，至少比中國小，可是阿六仔在WHO的排名卻在66位，反而另一個貧富差距極大的老美在OECD國家中也只才21位，在WHO則更排在第39位，這又要如何解釋？也許可以說中國喜歡造假，老美則喜歡藉由毒品逃避，說實話我真不知道。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曾提出，社會是因為缺乏和諧性（coherence）與參與性，才會增加自殺率，他認為從事自殺的人，與社會的涉入較少，且呈現鬆散的狀態（anomie）；相反的，在某些很少從事自殺的群體中（天主教團體、猶太教團體），宗教涉入生活的程度非常高，而且社會聯結十分緊密。這也許可以解釋較富裕的歐洲國家，宗教信仰比老美這個基督教基本教義國家低，所以社會活動缺乏意義，人們感覺疏離。
綜合以上韓國、日本、歐洲北區、美國等地，約略可以歸納一個健康社會的雛型，而這些要素為財富分配均勻、社會容忍開放、對未來有寄託、信念、與信仰（不見得一定是傳統宗教），並且可享受家庭與社會的健康互動，綜觀這些條件，如果將題目倒過來看，不就是人類生活的目的嗎？不知台灣目前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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