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了兩天的諾貝爾獎系列後，深覺無三不成禮，遂於此續談論個人對文學獎的淺見，藉以補足三部曲的尾聲。但本人認為諾貝爾委員會對文學獎的爭議性，除了作品多為西方文學外，也並無多大的異議，故本文就以歷年來我所喜歡的諾貝爾獎得主為主軸，評論大師喜愛的作品供分享，並提供老衲認為遺珠之憾的作品，以茲補充。
首先，在「大師最愛排行榜」裡拔得頭籌 的作家為法國哲人及作家卡繆（Albert Camus），在本人的諸多極短篇中，有許多是激發於卡繆式的存在主義作品，如《這裡是永迴鎮》、《犯人》、及《人群》等。尤其是《這裡是永迴鎮》內容結構，受卡繆的《西緒弗斯神話》影響頗深，而其他兩篇則是對《異鄉人》的致敬。
卡氏的「荒謬論」奠定了其思想基礎，但他從不承認自己是虛無主義論者，卡繆認為若讀者能夠看到世間的荒謬處，既代表在其意識內，有種可認知荒謬的價值判斷力，就像若要能夠看到某種顏色，觀察者一定要透過與被觀察物不同顏色的鏡片，才能形成對比而顯示出來；同理可證，一個人若能夠觀察到事物間的荒謬性，勢必要有一對非荒謬的意識鏡片才能辨別出。卡氏對於價值論的描述，讀者不難在《瘟疫》（The Plague）一書中窺見。
在《瘟疫》中，卡繆一反《異鄉人》對現實的失望與犬儒之筆觸。書中，作者敘述在阿爾及利亞的某小城內，爆發了致命的瘟疫，雖然當地的醫師皆束手無策，但仍持續不顧個人得失的治療病患到最後，書中的醫生雖然明知患者此般的與死神搏鬥是毫無勝算可言，但依然不計一切與病患的病毒奮戰到底。
卡繆在《瘟疫》中很技巧性的道出了醫生們對於生命的肯定，與在面對黑暗時不撓的搏鬥過程，這恰巧與《異鄉人》形成強烈對比。在《異鄉人》書中，主角因一時太熱或是太陽過亮，無故的在海灘邊射殺了一名素不相識的阿拉伯人，事後主角也懶得編理由與藉口，最後還因訴訟程序的無趣，央求法官儘速判刑以求解脫。
大師心目中排行第二位的文學獎得主是德國作家赫賽（Hermann Hesse），赫賽與許多作者不同之處是其作品中，常帶有異國風味的靈性色彩，在他多產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這本是我的最愛，亦是許多人在靈性道路上的啟蒙之作，書中作者描述靈修者在禁慾與縱慾中的平衡，內容仿釋迦摩尼的求道歷程，但內容更富戲劇性，很適合初學佛法之西方人閱讀。
第三位大師最愛的諾貝爾作者為法國哲人沙特（Jean-Paul Sartre），但沙氏最後拒絕領取諾貝爾的獎項，自己一個人躲在女伴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老姊的鄉間小屋內。他批評文學僅不過是小資產階級藉以逃避殘酷現實的工具。在一封寄給諾貝爾委員會的信中，沙氏批判該委員會的理由與大師在「諾貝爾和平獎」一文內之批判極類似，他說自己不希望介入東西文化對抗的泥淖中，並苛責諾貝爾獎項為西方文化霸權的極致。
沙特隨後被奉為存在主義的中心人物。若尼采的「上帝已死」論為19世紀哲學的代表，本人認為沙氏的「別人即地獄」則為20世紀的真言。沙特認為現代人的自我價值僅存在於別人的眼光中，他人若停止投以注意力予自己，這跟不存在沒有兩樣，所以當他者投以注意力予自己時，我們會去迎合別人的眼光，蒙蔽本性，故停止真正的存在而活在他者的眼光中，地獄既隨之而來，要超越這境界實非易事哉！
囿於篇幅，大師就將排名居次的幾位人選以流水帳的方式排列出來，依序為描寫大蕭條時期美國中部集體遷移的《憤怒的葡萄》作者史坦貝克（John Ernst Steinbeck），史氏亦為小說《人鼠之間》一書之作者；其次為刻劃文明脆弱性的小說與改編電影《盲目》的作者，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接下來是描述人性在脫離文明後行為的小說《蒼蠅王》作者高汀（William Golding）；歌頌英語系民族的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及德國作家托馬斯曼（Paul Thomas Mann）等，大師曾寫過一篇托馬斯曼的《布頓柏魯克世家》於網誌內，讀者可自行參閱。
因為本文的題目為「諾貝爾文學獎迷思」，大師就應景的將委員會所忽視的遺珠之憾列入文內，好讓內文與標題前後呼應。首先，我認為諾貝爾委員會忽略的世界名著為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及《動物農莊》，這兩本書奠定了20世紀反極權主義文學的指標。在歐威爾之後，《美麗新世界》的赫胥黎（Aldous Huxley）及《華氏451度》的布萊伯利（Ray Douglas Bradbury）等作者，皆有濃厚歐威爾的影子。《1984》、《美麗新世界》與薩米爾欽的《我們》並共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
其他諾貝爾委員會所忽略的作者尚包括《金庸全集》的金庸、《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的村上春樹、《生活的藝術》的林語堂、《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昆德拉、《審判》與《變形記》的卡夫卡則為本人認為應該入圍而沒入圍之作家。當然《道林·格雷的畫像》的王爾德、《基督山恩仇記》的大仲馬、《罪與罰》的杜斯妥也夫斯基，亦是大師最愛，但後三者為19世紀的人物，諾貝爾獎則是1901年後的產品，大師姑且放一馬，但是建議委員會於未來，多納入非西方學者及著作，否則中國文學如金庸與魯迅等大作，將永難跨出母語文學外。
延伸閱讀：諾貝爾經濟獎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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